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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至九十年代对鲁迅的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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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是揭露国民党的，而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对他怎样。这方面鲁迅是了不起的。但另方面他比较心胸狭窄，不容异见。”（《严家其谈政治与人》，原载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６日香港《大公报》） 柏杨：“我讲过，我写杂文比鲁迅好。这在大陆讲起来，是一种很大的冒犯。但是，我并不是实质上比鲁迅好。我觉得，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好，你们应该比我好！我们是个很有尊严的民族，不是黑社会，不是武狭小说里的祖师爷……谁都没有祖师爷好，这是很危险的。”（《柏杨答记者问》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２日《陕西政协报》）
１９８９年：
李欧梵：“鲁迅杂文在最后一个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一种新的模式，一种好斗和论战的写作方式。”这种模式“刻薄，好斗、毁灭性打击，甚至恶毒”，“因过于关注社会而受到一定的损害”“同鲁迅其他众多的泄私愤的文章的价值一样是值得怀疑的”。（原载１９８９年第９期《鲁迅研究月刊》）
【９０年代对于鲁迅的批驳】
１９９１年：
柏杨：“我认为鲁迅是可以批评的。如果变的不能批评，鲁迅也就丧失了生命。鲁迅的价值如果用不许批评来维护，那就会变的没有价值。我们应该在批评中发掘出一个真正的鲁迅，有价值的鲁迅！”（原载１９９１年第５期《鲁迅研究月刊》）
１９９２年：
千家驹：“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如即为信子的姓，那么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既称羽太为家信，又经常寄款，……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关系。”（《读〈鲁迅日记〉》，原载１９９２年１月香港《明报月刊》）
１９９４年：
余英时：鲁迅的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非理性”，他“不但是反中国的传统，也反对西方的东西。”“他没有正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他没有一个积极的信仰，他要代表什么，他要中国怎样，他从来没说过，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第二个特点是“很悲观”、“很世故”、“很复杂”。第三个特点是“在文体风格上，表现出一种流氓的风格，就是乱骂人，骂人骂得刻薄，越刻薄越好”。第四个特点是“不深刻”“光看到坏处，那是尖刻。纯负面的东西不可能是深刻的。”（原载１９９４年９月８日香港《联合报》）
１９９５年：
王蒙：“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地震！”（原载１９９５年２月５日《中国青年报》）
１９９６年：
王蒙：“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太好了么？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那是非常伟大的事。如果有五十个鲁迅呢？我的天！”（原载《世纪之交的冲撞》，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月出版）
１９９７年：
董桥：“所谓‘过于沉重’，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战斗精神。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的好；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本，恐怕失之悖逆。当然，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吹捧、研究、诠释，也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鲁迅笔下文字向来‘周鼎’，手抄的这部《游仙窟》竟成了‘康’，实在好玩。”（原载《文字是肉做的》，１９９７年８月文汇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８年：
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于坚：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徐江：鲁迅一向看不起做“导师”的人，可老天嘲弄他，让权力话语奉他为当代圣人。他老人家一定不高兴。正好我对此也不高兴。他对当代文学的指导意义多数是负面的，是幌子和招牌的意义。
朱文：让鲁迅一边歇一歇吧。（原载《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学》１９９８年１０期）
１９９９年：
葛红兵：“发生在他留日期间的‘幻灯事件’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然而他真的是这么爱国吗？既然爱国，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廷走狗的任务？……难道他不是怯懦吗？……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却以他的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及成年以后长期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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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鲁迅 作品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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