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转动着眼睛，眼睛里带着精妙的疯狂，从天上看到地下，地下看到天上。他的想像为从来没人知道的东西构成形体，他笔下又描出它们的状貌，使虚无杳渺的东西有了确切的寄寓和名目。”(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五幕一场)在我国传统诗歌中，想像丰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之作并不鲜见；借幻想的光明以指斥现实的黑暗已成一切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共同笔法。但是，那些作品和本诗有着质的不同。屈原的《离骚》，糅合了神话传说、历史人物和种种自然现象，境界飘渺迷离，场面宏伟壮丽，达于想像的极境，有力地表现了诗人坚持理想和斗争不懈的峻洁人格。但诗人不啻神游中每感失望，篇末望见故乡、回到现实时更抒发了令他哽咽的悲愤：“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李白梦游天姥山，以仙人出游景象为高潮，倾注畅朗饱满的诗情于斑斓壮丽的诗境。但瞬息之间，即被无情的现实扫荡一空：“惟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无可奈何地慨然长叹。苏轼神往“天上宫阙”“琼楼玉宇”，“欲乘风归去”，又忧虑“高处不胜寒”，只好在地上“起舞弄清影”，以求“何似在人间”的自慰。凡此种种都程度不同地给人以鼓舞或陶冶，但他们又都受时代限制，看不见实现各自理想的可能，因而给想像投下阴影。五四时代崛起的大诗人郭沫若，已经看见十月革命放射的人类希望之光，深信：“最终的胜利总在吾曹!至高的理想只在农劳!”(郭沫若《巨炮之教训》)他笔下的幻景分明已带有革命浪漫主义的全新色彩，真切、新美、了无阴翳，更能有力地鞭挞现实，引人向上。正如闻一多评价《女神》时所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时代的精神。”(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

本诗的巨大艺术魅力，除上述立新意、辟新境外，还在于结构精巧浑成、匠心卓异。街灯与星星都远远地在夜色中放明，视觉感受极相近似，诗人由此落笔，把地上、天上融成一片，进而放纵想像于星空，十分自然；第2节用轻巧的笔触略加点染，幻想出天上世界美妙而朦胧的背景；第3节推出人物，想像更为具体、真切；第4节写到流星，这一飞驰苍穹的光点，使全诗境界顿显活跃。诗人像是采用了我国绘画中层层皴染的传统技法，使画面越来越清晰，幻景越来越动人。结尾一句“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给读者一幅历历可见的牛郎织女游乐图。诗收束了，但星际人物出游的景象还在继续，显得余韵悠然。

语言平易、亲切。“好像”“我想”“你看”……如同对最亲近的朋友娓娓而谈，在不知不觉中牵动着读者的视线和思绪，使之和诗人一起去仰首星空，观赏奇景，驰骋想像。

至于章法的精美，诗句的匀称，音律的和谐悠扬，读来更不难体味。

上一页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