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彼此相处，一生很快就度过。有的人喜欢讲自己的志趣抱负，在室内（跟朋友）面对面地交谈；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情怀，不受任何约束，放纵地生活。尽管人们的爱好千差万别，或好静，或好动，也不相同，（可是又都有这样的体验：）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一时间很自得，快乐而自足，竟不觉得衰老即将到来；待到对于自己所喜爱的事物感到厌倦，心情随着当前的境况而变化，感慨油然而生，以前感到欢快的事顷刻之间变为陈迹了，仍然不能不因此感慨不已，何况人寿的长短随着造化而定，最后一切都化为乌有。古人说：“死和生也是件大事啊!”怎能不悲痛呢？

每当我看到前人发生感慨的原由，（跟我所感慨的）如同符契那样相合，总是面对着（他们的）文章而嗟叹感伤，心里又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这才知道，把生和死同等看待是荒诞的，把长寿和短命同等看待是妄造的。后人看待今天，也像今人看待从前一样，真是可悲啊!因此我一一记下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抄录了他们的诗作。尽管时代不同情况不同，但人们的情致却是一样的。后代的读者读这本诗集也将有感于生死这件大事吧。

二、补充注释

1．“死生亦大矣”：语出《庄子·德充符》：“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大意是，道是主宰万物的，它不会随外物（包括人的生死）而变化。

2．“一死生”“齐彭殇”不是庄子原话，庄子原话是：“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祈）生乎”“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均见《庄子·齐物论》）。

三、关于序跋的体裁常识（许嘉璐）

序的体裁，有的近似论说文，有的近似记叙文，后代有的还很像是抒情散文。例如《史记》中的书、表、传的序，都是在议论中夹着感慨，借以总结历史教训、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和对所记叙的人与事的态度。《战国策序》则历述从春秋至战国的转变，通过叙事表现作者的道德礼义观和对战国至秦之间君臣兴诈伪任刑法的看法，以及对纵横游说之士作品的评价。后来的“史序”便都是继承了汉代这类序文的传统，例如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其《一行传序》《伶官传序》等即是。至于读古代书籍文章而写的序，例如曾巩的《战国策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更是以议论为主。

以叙事为主、夹叙夹议的序不多见，突出的典型为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这是作者读了李翰所作的张巡传后写在该传后面的，大半篇幅记载张巡的事迹，以补李翰传文的不足。而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却用了两大段文章发表议论，以批评“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的时弊。因此这篇文章虽然以叙事为主，但是并不是传记，还是序。

抒情成分较多的序，多半是为诗歌唱和的集子而作。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李白的《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等。柳宗元的《愚溪诗序》和欧阳修的《释秘演诗集序》，虽然一个是为自己的《八愚诗》作序，一个是为某一人的诗作序，但也属此类。这种序的抒情，也都离不开议论和叙事。例如《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显然，这篇短文是桃花丛中欢宴的记实，抒情、叙事、议论融为一片，而人生短暂、需及时行乐的情怀是全篇的主干。

从唐代起，序又称为“引”。刘禹锡所作的序，都写作“引”，如《彭阳唱和集引》《吴蜀集引》等。苏洵也以引为序，如《族谱引》之类。这是作家的习惯问题。刘禹锡的父亲叫刘绪，绪、序同音，苏洵的父亲叫苏序，因为要避父名，所以二人改序为引。这本来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作家个人的规矩，但由于刘、苏的影响，后来也有人作起“引”来，那就与避讳无关了。

跋就是写在书后、文后的序。最初书、文只有序。自从序固定在书、文的前边以后，作者如果还有要说的话，或者别人要把心得、意见、考证等内容写上去，就写在书、文之后，称为后叙（如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题某某后（如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等等，到了宋代，就把这种文章称为跋。例如欧阳修的文集中就有几十篇跋。

跋与序虽然是一回事，但在语言上却略有不同。因为跋或后序、题后之类实际是对序的再补充，所以一般都更为简劲峭拔，不像序那样详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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