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恬然飘逸的兰亭雅聚真挚可人的《兰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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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戒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君谓此何如？比当与安石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衣食之余，欲与亲知时共欢宴，虽不能兴言高咏，衔杯引满，语田里所行，故以为抚掌之资，其为得意，可胜言耶？”（《晋书·王羲之传》）正因为内心虚静淡泊，所以对于朝廷的数次征辟，王羲之都能坦然拒绝。殷浩写信劝他出仕，他回信说自己向来没有这种廊庙志向。
王氏一族中，得其真传者亦不在少数。王羲之共有七子，知名的有五人：玄之、凝之、征之、操之、献之。除王操之以外，其余四人都有《兰亭诗》流传。作为兰亭诗会的东道主，王家人首先是士大夫文人；作为组织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次聚会的文化意义，他们以自身的士大夫文人情结打出了文化的大旗，引导着这次上巳聚会朝着文化意义层迈进。应该说王羲之及其后嗣的不乐仕进、超迈洒脱，对于兰亭诗会的文化格调与韵味有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
诗会虽也有“修禊事也”，然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沐浴祓禊、除邪祈福或招魂续魄。吸引兰亭雅士们的，主要还是“清流激湍”中的罚酒吟诗之欢，“曲水流觞”之乐。所谓的“曲水流觞”指在一段弯曲的河水里，放上盛着酒的杯子，使之浮于水面，并沿着弯曲的河水向下流动，人们分别守候在弯曲河水的一处，待酒杯漂流，酒杯漂流到谁那里，谁就取而饮之。
“曲水流觞”之俗最早可以追溯到周公时，史书上说周公曾通过卜筮选定洛邑为东都，东都建成之后流水泛杯而饮，于是形成曲水流觞之俗；稍后有关于起于周幽王时的说法：周幽王淫乱，群臣愁苦，于是在河上设曲水宴；也有人认为是源出于秦昭王；关于“曲水流觞”源于汉代的说法则大同小异：平原徐肇（也有的说是郭虞）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但都在三月三日这一天殇亡，于是大家相携到水滨盥洗，并因流水以滥觞。
关于“曲水”或“曲水流觞”起源的说法未必都真实可信，但却反映了先秦两汉以来“曲水流觞”活动重在沐浴祓禊、除邪去灾的共同特点。显然那时的“曲水流觞”活动并不具备多少文化意味，它与兰亭诗会上的“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兰亭诗会上，诗人们孜孜以求的只不过是通过“一觞一咏”来“畅叙幽情”而已，对于兰亭诗人们来说，“曲水流觞”只是取杯吟诗、临流赋文的开展形式，通过这一形式来抒泻怀抱才是目的。虽然魏晋以降，以“曲水流觞”来罚酒作诗的风俗已经存在，但直到兰亭诗会之时才得以成熟并成为后世争相模仿的典范。
兰亭诗会之时正是玄风极盛的时代，在玄言暗雾的弥漫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抛开干瘪的谈玄说理，序文借山水独抒性情，流溢全篇的是一种鲜活无比的人世挚情。序作者既然已经认识到“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而已，一种豁达阔大、顺其自然的胸怀也便油然而生：“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生命过程是如此匆忙，任情而为，因性而动又有何不可，“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何不“快然自足”？只当“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那么就“感慨系之”以求解脱罢了。
序文结尾着眼于“死生”二字，无限惆怅地慨叹：“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冷静地注视着俯仰之间化为陈迹的现实，感叹“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个人感伤之余又表现出一种对人类漫长历史的觉醒与关照，于苍茫浩叹中逸趣无穷。无怪乎袁宏道《兰亭记》感慨：“羲之之兰亭记，于死生之际，感叹尤深。晋人文字，如此者不可多得。”王羲之既深通老庄的自然大道，倡言一种本真任性的生活；又不同于老庄的齐生死、等万物，绝对忘情于人世，他一边悠游于山水自然，一边又惆怅于“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从序文反映的思想情怀来看，王羲之首先关注的是情性而不是干瘪的玄理，作者首先是文士诗人而不是玄言思想者，整篇序文一扫溺玄清谈的陋习，真实自然，情味隽永。
从永和九年的诗会起，兰亭的文化盛会一直长盛不衰。诗人雅士们或经兰亭故池联句，或于兰亭侍宴赋诗。尽管朝代更迭，然而再聚兰亭，念念不忘的还是“曲水邀欢处，遗芳沿宛然。名从右军出，山在古人前。”（《经兰亭故池联句》）惆怅于心的还是“几多诗笔无停缀，不似当年有罚觥。”（蒋堂《诸官诗成因书二韵于后》其一）兰亭诗会是东晋玄学暗夜中的熠熠清辉。《兰亭集序》是文学发展处于低谷阶段的一面闪亮耀目的旗帜，风流倜傥、飘逸高迈的诗序作者以见情见性的创作呼唤着文学抒情本质的回归，给后世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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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王羲之 作品 王羲之,兰亭集序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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