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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皮里春秋空黑黄”。这足以说明她对封建政治是由衷地拥护与支持的。

  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规范。如不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就意味着对封建秩序的破坏。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要求女子绝对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承认夫权的压迫是天经地义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甘于卑,立于弱。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在两性关系上的集中反映。薛宝钗四处宣扬这种奴隶哲学。她对黛玉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种。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样才华的名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还反对湘云与香菱谈诗,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平素她也“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听其言,观其人前行止,似堪当封建淑女的楷范。

  照《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历来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严到什么程度呢?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引《阅微草堂笔记》说:“尹文端继善之母张氏妾也,乾隆帝封为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诟其子,张夫人跪求乃免。”“盖妾本以婢蓄,身分自低”。这种“最严主仆之分”,就是要奴隶们五条件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把他们加在自己身上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它是封建统治赖以巩固的重要条件。宝玉对茗烟,黛玉对紫鹃,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没有多大的主奴界限。这对封建等级制度实在是个严重的叛逆。宝钗则不然,主奴观念在她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主子的需要就是奴隶的志愿,逆来顺受就是奴隶应有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奴隶不应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人格;否则,便有负于主子的恩典。贾琏与王熙风吵架,“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宝钗竟这样劝平儿:“你是个明白人,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你只管这会子委曲,素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这与贾母是一个腔调。贾母叫琥珀:“你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儿我叫凤姐儿替赔不是。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这与宝玉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不觉凄然泪下。”一是为地主阶级作辩护,积极地维护等级制度;一是为弱小者鸣不平,愤怒地诅咒等级制度。对比之下,就更明显了。

  薛宝钗的处世哲学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实质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明哲保身哲学的变形。反映在待人接物上,用脂批的话来说,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与人“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这种哲学的客观影响和主观作用,不只磨损了年轻一代的棱角,而且模糊了他们前进的方向,要人们随遇而安。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拉拢人、分化异己、维护现存秩序,从而巩固自己统治的得力工具。薛宝钗从“不妄言轻动”,即使在颇为尴尬的场合,也能容忍自如。有次贾宝玉对她下逐客令,叫她还是去陪贾母抹抹骨牌,她也只是笑笑:“‘我是为抹骨牌才来吗?’说着,便走了。”她待人无所厚薄,送礼也送赵姨娘一分,使赵姨娘受宠若惊,称谢不已。心想:“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生只称赞过两个人,一是马道婆,一个就是她薛宝钗。赵姨娘对她的赞美,就是作者对她处世哲学的讽刺。然而却正因为她具有这种“涵养”,她生活在尔虞我诈的贾府,才能如鱼得水。

  薛宝钗浑身理学气,在她的言谈中诗词只是“玩物”,而“玩物’’是要“丧志”的。强调“做诗”不只不是女儿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她所说的“书”,显然是指儒家的经典和时文,主要是后者。只有它,才是进身仕途的“敲门砖”。这与当时的老生宿儒是一个口吻。照章学诚的《答沈枫墀论学书》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八股风气炽盛,宿儒们竟至将通经服古看成“杂学”,将诗和古文辞称做“杂作”,谓士子不会作时文八股便不能算“通”。宝钗虽则对当时腐败的官场也有一定的不满,反映为深以不见“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之士为憾,并不无感叹地说:男人们“读了书倒更坏了”。然而却认为:“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说得“不偏不倚”,似乎公平有理,可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这是书误了他”,是说“读书不明理,……不如不读书的好”。所谓“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是说“书”本身是好的,人不好,歪曲了“书”的意旨。可见,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强调“理’’的正确性。这个“理”,实即指“天理”,亦即三纲五常。这种观点,正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相吻合。黛玉读《西厢记》,“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心内还默默记诵”;从来没有劝宝玉“留意于孔盂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说《西厢记》“真是好文章”;后来“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而联系到他对“大丈夫死名死节”的非议,又可以看出他对“四书”实际上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两相对比,一个全盘肯定封建主义文化,积极排斥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的词曲;一个却能动地继承以往文化中的民主性传统,对封建主义文化予以大胆地否定或怀疑,就显得特别明显。

  薛宝钗不爱花儿粉儿,衣着与日用异乎寻常的朴素和节俭,举止娴雅,端庄大方,“闲来只以针黹为事”,也确是一种“淑女”风度。

  如此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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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曹雪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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