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江苏红学界贾穗先生的文章指出：“欧阳健过去基本上未搞过《红楼梦》研究，１９９０年因受邀撰写《古代小说版本漫话》，‘始不得不染指于《红楼梦》版本’（见候忠义先生为其书所写的序言）的。”可是从１９９１年底起在报刊上发表２０多篇“红学研究”文章，大放厥词，已受到红学家刘世德、杨光汉等人的严肃批驳。值得注意的是，新闻、出版界也有那么几个人极力吹捧欧阳之论“对红学方面和前途将发生巨大影响”。这使我想起《书刊导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的“奇文”，宣称王国华的“太极红楼梦”是“震惊人类的发现”，想起了周汝昌先生吹捧“王国华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见上述《书刊导报》）三者竟是如此相似，都运用了最高级的夸张，达到登峰造极了。现在王国华的闹剧早已收场了，人们也可以预料欧阳之论的闹剧的结局了！

　　更可笑的是，《扬子晚报》１９９４年１月５日的报道，为了吹捧欧阳健的“研究成果”，首先宣称“被贬抑、诋毁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古典名著程甲本《红楼梦》，经过近年红学界争辨之后，将于本月下旬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公开发行”，在“建国四十多年来尚属首次，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只要稍有点红学知识或者是稍留点心的人都知道，１２０本《红楼梦》是解放后的通行本，一印再印，版本众多，岂能说是“被贬抑、诋毁半个多世纪之久”呢？如果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１２０回本（即程甲本）《红楼梦》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尚属首次”，那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２月出版的１２０回本《红楼梦》又如何解释呢？《扬子晚报》和花城出版社如此不负责任地宣传，到底是无知，还是为了轰动效应，还是为了其他的什么呢？

　　总上所述，七十多年来红学研究步履维艰，理论成果也不很多，其主要原因如上述这三个方面。由于以张国光教授为代表的湖北地区红学界努力奋战，现在红学研究中反对崇曹贬高的错误倾向，实事求是地评价曹高二氏对《红楼梦》成书的功绩，已日益为全国红学界大多数同仁所接受，并且取得了一批新成果。在学术领域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的作法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为俞平伯先生彻底平反的主张已得到全国红学界的广泛支持，这对深入开展红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在这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下，红学研究中时有作伪闹剧出现，这是少数人假借“百家争鸣”来欺世盗名，是极不道德的恶劣学风、文风、为害甚大，因而，１９９４年８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红学研究领域亟需“打假”。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愤然号召广大红学研究者要“仗义执言”，“扫除谬论”，不让“邪说横行”！全国第五次“当代红学研讨会”于１９９４年１０月下旬在湖北大学召开，近百名与会红学家强烈呼吁：红学研究必须反对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专家们一致认为，近年来红学研究中“浮夸风、作伪风、传伪风”甚嚣尘上，必须坚决反对，并倡导勇于创新而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中国红学才能健康地迈向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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