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术与政治运动挂钩，使红学研究成为“一言堂”。

　　１９５４年，两个“小人物”缺乏起码的版本知识，用１２０回本《红楼梦》来批判俞平伯先生依据８０回本《石头记》形成的学术观点，这种可笑的做法竟得到大人物的大力支持，并形成了政治运动，从而使红学研究出现了“一花独放”，“万马齐喑”的局面，在理论上造成了莫大混乱，使一些研究者蒙受了不白之冤。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纠正。八十年代，张国光教授首先提出：不仅在政治上，还要在学术上彻底为俞平伯先生平反；他发表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著名论文，创立了“双两说”的著名观点，为“红学”研究中拨乱反正提供了有力武器。１９８８年，张国光先生发起和主持了“当代红学的思考与探索”学术讨论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红楼梦》研究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现状，以便明确今后的方向。与会者认为，１９５５年的“批俞”，６０年代初对“人性论”的批判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运动，都是“批俞”的继续与发展，都受了“左”的政治影响，是错误的。张国光教授认为‘批俞’是一场历史的误会，不仅在批判方式上是过“左”的，而且在批判内容上也是不科学的”，因而要为俞平伯先生不仅在政治上平反，还要在学术上平反。大家认为，《红楼梦》研究在排除了“左”的干扰之后，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是深入不下去，“红学”研究不是围绕这部文学巨著来进行，正如有的学者说的：好象“研究《红楼梦》不是‘红学’，只有研究了曹雪芹的八代祖宗的‘红外线’才算‘红学’”。笔者认为其原因有二：①部分研究者仍然心有余悸，唯恐研究《红楼梦》作品本身会重蹈历史复辙；②还有部分研究者由于“崇曹贬高”的影响。因而张国光先生提出为俞平伯先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彻底平反和发表的重要论文，对深入开展“红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三、近年来少数人假学术研究之名来弄虚作假，欺世盗名，激起了非学术的喧闹，干扰了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如：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金璧”的背后》一文中，无中生有地提出了耸人听闻的谬论：乾隆、和坤群臣指使高鹗炮制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的确曾下旨对满清王朝有“违碍”的书籍进行过“删改抽彻”，但从未发现乾隆、和坤群臣物色高鹗用“删改抽彻”之法，将曹本《石头记》变为程、高本《红楼梦》的任何证据。周先生为此主观臆断、胡编乱造，是他一贯坚持“崇曹贬高”观点的继续和发展，严重地干扰了红学研究的正常进行。

　　不仅如此，周汝昌先生近来还一手导演了所谓“太极红楼梦”的闹剧。他上书欺骗中央部门的负责同志，吹捧只读过小学的“王国华做的工作是有重要价值和深远影响的……红学上的所有重大问题（争议）都可以顺利解决。这不仅是‘红学’的事，它实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课题，巨大贡献，所关至为重要”，等等。（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书刊导报》）因而武汉的《书刊导报》１９９２年３月１３日在头版头条加套红“编者按”发表了段献民的文章，题为《为世人前所未闻，为学者前所未想——震惊人类的发现：＜红楼梦＞应有两部——王国华曹雪芹完成＜太极红楼梦＞》，来为欺世盗名的假货大造舆论。于是十几家报刊纷纷摘登或转载此文，海风外沸沸扬扬；一些无知者和别有用心的人也跟着摇旗呐喊。张国光教授首先揭露、批判这场闹剧，指出是周汝昌先生支持王国华欺世盗名，并于１９９２年５月召开并主持第三次“当代红学研讨会”来开展批判。与会的专家、教授和研究者认为《书刊导报》不惜工本地给这场闹剧大作假广告，影响恶劣，也应负相应的责任。笔者发表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真是“震惊人类的发现”吗？》等文章，对这场闹剧作了全面的揭露和理论上的批判。

　　据《楚天周末》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４日报道：今年８月底在山东莱阳市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红学会会长冯其庸先生在开幕词中指出：“前些时候，南京欧阳健诬称刘铨福伪造脂本和妄论程甲本是最早、最真的《红楼梦》本子，以及北京的杨向奎篡改曹雪芹的家世，剥夺曹雪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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