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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改为“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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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十余年以后，刘秉忠奉命还俗，又过了十年，刘秉忠去世，死后赠太傅，封赵国公、常山王。
刘秉忠一生的事迹，除了上面说到的主持改国号、制朝仪以外，对今天更有影响的是他受命主持了元代北京城的兴建，元代的北京城，奠定了此后近千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繁忙的工作之余，刘秉忠还有兴致从事文学创作，他曾自号“藏春散人”，后人结其作为《藏春散人集》，集中有元曲小令一首，是这样写的：
［干荷叶］《漫兴》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了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
这是一首言短意长，非常让人喜爱的小诗，特别是诗的最后两句，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是至今不断被人们引用的名句。
就是这个刘秉忠，在1271年向忽必烈建议改国号为大元。
从“大元”这样的国号可以看得出，忽必烈的志向是很高远的，他是心怀天下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又过了八年，大元的海军在厓山大败宋军，宋亡，他终于得到了南宋数千里的锦绣江山，大元至此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庞大，最富庶，最难于想象的大帝国。对于这个庞大帝国的疆域，古人有很多描述：
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若夫北庭、回纥之部，白霫、高丽之族，吐蕃、河西之疆，天竺、大理之境，蜂屯蚁聚，俯伏内向，何可胜数。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矣。（元代社会生活史P2）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有人说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是蒙古人裹挟西亚人、阿拉伯人、俄罗斯人等等来犯中国人的时代，是中国的黑暗时代，但是，这又的确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一段历史，不容我们跳过，不容我们视而不见，它的首都是今天中国的北京，它的人民绝大部分是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因此对这一段历史，我们除了更多的来了解它、研究它以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其实，在司马迁的时代，秦人还是被看作蛮夷之族的，《史记天官书》中就说：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真正的中原，只不过是今天河南一带可怜的一块小地方，秦人得天下是夷狄入主中原，汉人得天下，也是夷狄入主中原，因为汉源于楚。由此看来，天下实在没有什么正统不正统一说，有的只是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先后不同而已。
这里还可以举梁启超的一段话来作佐证，梁启超曾经研究过夏商周时代，中国境内的诸侯国的数量问题，他写道：
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状，乃从《左传》、《国语》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国最而录之，得六十余；又从《逸周书》搜录得三十余；又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搜录，得七十余；又从金文款识中搜录，得九十余；其他散见各书者尚三四十；除去重复，其夏商周古国名之可考见者，犹将三百国。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处——如山东河南湖北，有今之一县而跨有古三四国之境者。
我们以梁启超的研究为基础再作推论，在今天中国版图之内，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东北西北，西藏川滇，夏商周时代的部落国家将“数以万计”，如今安在哉？时至今日，要再来寻找“天下的正宗”，实在是无从找起。
回到十三世纪的中国，当时的形势是这样的：在南方，南宋政权维持着“偏安”的局面，而北方，则从辽宋并立，到金兴辽亡，已历经了二百多年，改朝换代再三了，而且还有建国于陕北宁夏河套一带，两百年来屹立不倒的西夏国，还有辽亡以后由辽宗室割据西北新疆地区建立的西辽国，在南方，也并非是南宋一家的天下，云南有大理国，据有青藏高原及今四川云南西部的还有吐蕃。这样七折八扣，剩下的，才是南宋的地盘，而且，南宋早已经先后向辽金纳贡称臣多年，在这种形势下，就算蒙古人不来一扫六合，天下也早已经不是赵宋的天下了。
更搞笑的是，宋元两家还是灭金战争中的盟军，元人知道，宋人在金兀术时代，就和金人结下了血海深仇，因此主动约宋共击金国。听说蒙古人要约宋共同伐金，宋朝廷一点也没有迟疑就答应了，南宋助蒙古人灭了金，本打算趁乱抄点地盘，得点好处，可是未遂，反而给了蒙古人伐宋的口实。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不是局外人能够看得清楚，说得明白的。南宋海军于1279年大败于元军，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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