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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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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丁继位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迎来商朝鼎盛，为进行大规模掠夺性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战，包含着对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强劲部族的一系列征伐，贯穿于武丁在位的整个时期，其中对方的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最终取得征服或平定这些部族的胜利。武丁还出兵征伐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对四周不下50余个方国、部族的战争，获取了大量的奴隶，扩大了商朝疆域，史称"武丁中兴"。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商朝内部阶级矛盾、与周边方国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朝祖甲以后，商朝开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帝辛(纣王)全力对付东夷，展开长期战争，虽然获胜，却因此耗损国力，给周的东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进行翦除商朝羽翼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以乘虚捣隙的谋略，率军进攻商都，展开了古史记载中第一次大规模车战，即牧野之战。商朝600年统治因商军一朝土崩瓦解而覆灭，从此翻开西周王朝的历史篇章。
西周开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实力尚存的商部族图谋复辟。周公东征，采取逐次推进、各个击破之策，平息叛乱，一扫殷商残余势力。成王、康王之世，营建东都，分封诸侯，扩建军队，制礼作乐，使西周成熔前规模的奴隶制王朝。成王出兵攻荆楚、康王命盂伯率大军攻鬼方，显示周王朝国势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两代，大规模对外征伐。周昭王攻荆楚之战，以丧师亡身告终；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国，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记》)，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迹象。自共王、懿王之后，国势滑坡，四周方国、部族不断侵扰，迫使西击后期诸王频频用兵。周厉王攻噩之战靠贵族亲兵获胜，反映了王室军队的衰弱。周攻狁之战历经厉王、宣王两世，虽多有胜利，亦使周王朝筋疲力尽。对外战争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周"国人"起义，震撼着奴隶制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兴"气象，不过是周王朝的落日余晖。至周幽王时，政治腐败，天灾频仍，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缯等诸侯及犬戎联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奴隶制度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从商朝后期拥有战车300辆，到西周后期战车达3000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编演变为车、步合同，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队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而多样，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铎、铙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了烽燧报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地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
远古时代的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发展，产生并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时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
华夏由蒙昧步入文明的契机——涿鹿之战
相传在古老的时候，有两个部落曾大战中在中原，一方个个都是人面兽身，铜头铁额，面目狰狞，手持金刀铜斧、强弓大弩；另一方手执木棍、石斧石刀，显得有些寒碜。两军一接触，便展开肉搏厮杀，喊声震天。前者布下毒雾，瘴气沉沉；后者拨雾冲杀，可刚冲出霾雾，但见天空黄沙滚滚而来，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黄尘过后，阴云密布，大雨滂沱。在这危急关头，后者把随军携带的虎豹熊罴统统放出冲向敌阵。手持金刀铜斧者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兽吓得魂不附体，有的被猛兽尖牙咬断了脖颈，身首异处；有的被猛兽利齿扒开了胸膛，血流满地；侥幸活下来的没命地逃窜。这就是古代传说中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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