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鲁迅》值得商榷 张伯存 |
世纪之交，鲁迅又一次成为文坛、媒体关注的热点，但这一次似乎是“造反”有理，一帮“革命小将”反感甚至忍受不了鲁迅的楷模、榜样、权威形象，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要与他“断裂”；再早一点儿也有个叫王朔的说鲁迅拿日本特务内山完造的钱出书。最近，在吊足了读者胃口之后，名人王朔向鲁迅单挑之作《我看鲁迅》（《收获》2000．2）刊出，他以随笔文体，貌似心平气和而非义气用事的笔调把对鲁迅的亵渎、扭曲、丑化、“妖魔化”推向一个新高度，因其包裹、伪装的巧妙，文风的活泼及立论的近似新颖有理，迷惑性自然更大。 《我看鲁迅》从接受鲁迅的原点写起，儿时生活与早年阅读经验写得率真自然，涉笔成趣。对鲁迅小说创作的看法本是仁者见仁之事，王朔积十数年创作之心得，对一位前辈作家的作品圈点、品评自然无可厚非，但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有判断无剖析，观点无过人之处。王朔只言片语地提到鲁迅激烈决绝的态度，《阿Q正传》的概念化，干预性、针对性与审美性、可感性的存在关系。学者王晓明早在1989年论鲁迅小说创作的长文《双驾马车的倾覆》中，就鞭辟入里地阐释了鲁迅的启蒙意识与情感经验的关系，二者的失衡导致鲁迅小说创作的终结。二王的有关文字一对照，高下立见。说到鲁迅的思想和精神，王朔就不免信口开河，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了，他坦言对鲁迅思想一无所知，又不肯老老实实下功夫看鲁迅数百万字的著作。这里就存在着误读的误读，隔膜的隔膜。至于鲁迅精神，王朔写了一段之后就开始跑题了，大意是说鲁迅开了个坏头，开创了骂人的先河，他的战士形象后患无穷，例数了当今种种不良文化现象都是鲁迅的余孽、谬种。 王朔说：“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这事儿搁在“文革”我信，那是另一种对鲁迅歪曲、删削的神话，现在压根儿不存在这种什么气氛、力量之类，而是相反。王朔说想追求精神自由，首先得忘掉“精神自由之神”，依此逻辑，一个流氓想追求爱和美，得首先杀了爱神维纳斯然后再大施淫威方罢，王朔的话语实实在在地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无法释怀的“影响的焦虑”。 美国学者布鲁姆在其专著《影响的焦虑》中，把诗歌传统与诗人创作看作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家庭罗曼史，当代诗人面对诗的传统这一“父亲”形象，总是有意无意地通过误读来贬低、削弱、否定、推翻前人抬高自己，因为当代诗人已很难在创作的力度与影响上超过前人，而只能不择手段地使前人“妖魔化”即被贬低，这是种自卫机制，也是俄底浦斯情结的文学弑父行为。中国的某些文人也不例外，布鲁姆基于否定倾向的几种“修正比”概念同样适用于王朔及一些晚生代作家的话语分析，“天才是强者，他的时代是弱者。他的力量使步其后尘者——而不是使他自己——筋疲力尽。他淹没了他们”；“他是他们的‘灾星’而不是‘恩人’。”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不愉快状态加上通过固定通道的外输出或宣泄现象。以王朔为代表的某些作家的革命言论，便透露出被前人阴影笼罩而担心自己黯然失色的恐惧。王朔对鲁迅的误读首先建立在删减、压扁的方法上，使鲁迅成为一个扁平的、单面的、空洞的鲁迅。其次是对自身也“魔鬼化”。这不同于上文意指丑化鲁迅。布鲁姆使用的这个批评术语蕴含了西方社会文化想像力，它等同于反崇高，指的是一个非神亦非人的中间存在附在新人身上，使他获得奇异非凡的力量，来反叛前驱的“崇高”。于是，前驱的阔大的形象被削弱，被凡人化。宣称“无知者无畏”脑后长着“反骨”的王朔身上，自然有这种反崇高的特征。按照我们的社会想像力和语境，从获得非凡的攻击、侵略的能力的角度看，“魔鬼化”最好应置换成“虫豸化”、“走狗化”，因为鲁迅有“虫豸”说，王朔有小说《动物凶猛》，专栏“狗眼看世界”（无独有偶，晚生代作家朱文有《狗眼看人》一文）。“狗眼看人低”，通过把自身卑下化、粗鄙化、恶俗化，以贬低眼中的人，使之与己处于同一水平线上，正是王朔的独特策略。他的反崇高的“动物”姿态，完成了对鲁迅文学场景的陌生化处理，对自身的唯我主义张扬，对前驱者浅尝辄止的想象的一瞥。鲁迅的《故事新编》用游戏笔墨、“油滑”手法写出英雄、圣贤庸常生活形态中的尴尬、困窘，调侃、戏谑有时到了“刻毒的恶谑”的境地，这是鲁迅试验性和超前性的另类小说，显示了他及中国文学创作的另一路向的可能性。在鲁迅小说中，王朔最喜欢这批作品，并把《采薇》列入他选编的最喜欢的10篇短篇小说集中。这无疑是对鲁迅的“链条连接”，把佛头着粪式的调侃、戏谑风格推向极致。王朔通过把鲁迅次要的、不突出的特点在自己身上加以强化，以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这种风格是“我”首创的，前人反而似乎由于巧合而在摹仿“我”，以此完成了“文学弑父”的过程。 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鲁迅等倡导文学革命，到30年代一帮青年作家鼓吹革命文学，鲁迅被戴上“二重的反革命”的帽子；眼下，又一帮青年作家呼吁要不断地进行文学革命，重申文学的创造和自由精神，并申明这表达了他们的“愤怒、直率和年轻”的情感态度。这又一次应验了鲁迅所言的革命、“革革命”的怪圈，只是后继的“革命者”何以要不断地用前驱的血祭旗？研究20世纪中国文化，青年文化与文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课题。 |
| 《北京日报》 2000年07月12日 |
今天，跟一久没见面的朋友网上聊天，那朋友忽然没头没脑的愤愤然骂起了王朔。我很纳闷，问他这是为了哪般。这朋友怒道：“王朔竟骂起鲁迅先生了。”
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才看到王朔的《无知者无畏》中《我看鲁迅》那段。我笑，心想这人怎么这么落伍，王朔这段子都出来两年了，他这时间才看到。我急忙找其他的话题支开这个在网上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零零年网上“金王论战”，大批“鲁家门人”也因此文参于了“倒王”时。我本是极好热闹之人，但却躲得老远，没有参加任何一方。我这么做不为别的，实因王朔乃我当代所欣赏的作家，而先生则是我非常钦佩的近代思想家。关公秦琼皆为所爱，实在无法割舍任何一方。
我在战后浏览了大量的网友评论，发现有很多以“鲁家门人”自居者对王朔的指责有些偏颇。不知道这些人中有几位真正看过《我看鲁迅》原文。我想这些人中里面有很多都是道听途说，有的甚至连原文都没有看过。
《我看鲁迅》我反复地看了好多遍，并没有发现有何过激的言论。此文与王朔骂自己“无聊”（《我看王朔》）和骂金庸的“媚俗”（《我看金庸》）相比较，王朔已经表达了对先生相当尊重了。《我看鲁迅》一文中并没有对鲁迅进行攻击，更不用说人身攻击了（对事不对人是一个不错的立脚点，在这点上王朔一直把握的比较好，比起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中期与人辩论时的用词来的文明）
但王朔还是骂人了，他骂了“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他骂了“忿于世人不肯受他超度的传道士来了，才尽落魄的三流文人来了，大事小事一直不顺的倒霉蛋、心理变态的自大狂和一班普普通通的愤世嫉俗者都来了。”（其实世纪未重出的王朔正在这个群落的边缘起舞）。
至于《我看鲁迅》一文中的其他对鲁迅的评论还是比较中肯的。
比如他评论鲁迅先生的小说不如散文，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中文课本里都有先生的小说作品。先生的小说水平如何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
比如果他说鲁迅是一个“神话”。王朔提出中国文化需要"精神自由之神"，而这正是鲁迅先生一生所推崇。可笑的是在先生去世后，他自己却被送上了神位，成了棍子，成了刀子，成了奴役中国文人思想的工具。王朔把自个摆在阿Q的立场上。学着阿Q说：“阿Q讲过：尼姑的光头，和尚摸得，我就摸不得么？对鲁迅，我也这么想。各界人士对他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我不相信他如此完美，没有这样的人……”。
是的，鲁迅先生也是人。他是被想利用的他的人架上神坛的，那不是思想界的神坛，那是一个政治神坛，那个神坛上曾经有过其他几位伟人的灵位，现在只剩下先生了。与其让先生继续在那摇摇欲坠的神坛上坐着，倒不如把先生请下神坛，让我们能更近的接近他，接近鲁迅思想。
上年北京有个以“革命剧作家”自居的话剧作家写了一幕令人倒胃的话剧煽情话剧《鲁迅》，剧情夸张煽情，大有文革遗风。可见“鲁迅精神”现在已经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一个不管左派右派都能高喊的口号，一个别有用心之辈用来招摇壮骗的金字招牌。与其继续让那些现在还妄想着“重新发牌”的“现代革命者”继续糟蹋先生，倒不如把鲁迅先生还给人民。
我想这才真正是王朔在《我看鲁迅》中所要说的。
但王朔还是那个一脸痞相的王朔，不管对谁他都是要调笑上一把的，就是因为这个才惹闹了众多尊敬鲁迅的人不满。
但王朔在《我看鲁迅》中并没有对先生的杂文进行过多的评论。因为对王朔来说那等于是以自己之短攻先生之长。他只指出了先生的不足，对先生的精华的部份却小心的避开了。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来他对先生仍是有所畏惧的。因为先生骂过文学流氓。所以对王朔来说这是一能刺到自己的“毒刺”，所以他要绕开这根刺。
从这点上来说，王朔很聪明。你可以恨王朔，可以骂他学识浅薄，可以骂他痞，可以骂他流氓，但你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聪明。小聪明也好，大智慧也罢，只说明他是一个独立的“思考者”。
评鲁迅也好，看王朔也罢，我们看的只是这篇文章。先生不会因为这篇文章而受损，王朔也不会因为评了先生而在自身思想上提升多少。而我们却得到一个透过这篇文章看到当代另类作家对近代思想家的看法。这对我们却是有益无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