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科举考试
明代的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童生(即未入学的士子)先参加州县级的考试，及格的称做“秀才”或生员，进入府州县学读书。学习成绩优秀的一二等学生，被定为“科举生员”，才能参加省级的考试。乡试每三年一次，考中的称做“举人”，取得参加中央一级的会试的资格。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举行。会试及格者，再经过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做廷试，亦称殿试。考中的分为三甲(等)，一甲只取3名，分别叫“状元”“榜眼”“探花”，统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当时，民间又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三甲第一名为“传胪”。乡试由布政使司主持，会试由礼部主持。凡考中进士的，统统被任命为官员。一般来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也都是翰林院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未考中的举人，只授小京官或外地教职。
八股文
八股文的产生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历代学者多数认为，它滥觞于北宋的经义。经义是宋代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以经书中的文句命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中义理。宋代的经义虽无固定的格式，但在代圣人立言这点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雏型。经义后来吸收了南宋以后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确定为一种独立的八股文体，成化以后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遂演变成一种僵死的官僚式文体。此后一直沿用，直到近代戊戌变法，才随着科举制度的改革而废除。这种文体，每篇文章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用两个句子说破题目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以下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的重心。在这四股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共计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这种八股文专讲形式，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能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空洞无物，没有什么内容。
顾炎武抨击八股文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
这段文字出自顾炎武所著《日知录·拟题》，原句全文为：“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顾炎武(1613—1682)，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年轻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斗争。清军南下，参加当地的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遍游华北，载书自随。所至垦田度地，访问风俗，搜集材料，尤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的研究。顾炎武学问广博，对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兵农经济、郡邑掌故，都有深入的研究。晚年拒绝清政府的征辟，专志经学的研究。著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数十种著作。
明太祖分封众多的子孙做藩王
明太祖为了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在废除丞相和中书省，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扩大君权的同时，又实行分封制，将他的24个儿子和1个从孙分封到全国的各军事要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这些藩王，都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军事指挥大权，他们的“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明史·诸王传》序)，不仅有自己的护卫兵，而且可以指挥驻扎当地的镇守兵。其中，以镇守大宁(在今内蒙古宁城)的宁王、镇守太原的晋王及镇守北平的燕王势力最为雄厚。明太祖还亲定《祖训》，规定藩王有起兵“清君侧”的权力：“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侍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众兵讨平之”(《皇明祖训·法律篇》)。
建文帝实行削藩政策
明太祖实行的分封制，是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背道而驰的，它不可避免地要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因其长子朱标已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病死，由皇太孙朱允继位，年号建文。朱允在当皇太孙时，就已感到手握重兵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不逊”。即位后，他立即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议削藩，决定先削周、齐、湘、代、岷诸王，然后再向实力最为雄厚的燕王朱棣开刀。由于周王为燕王的同母弟，削周王“剪燕手足”(《明史纪事本末·削夺诸藩》)，建文帝先派李景隆带兵突至河南，将他押到南京，废为庶人。接着，又将岷王朱、齐王朱、代王朱桂都废为庶人，并派兵准备逮捕湘王朱柏，湘王自焚而死。与此同时，命工部侍郎张为北平左布政使，谢贵为都指挥使，在北平城内监视燕王动静，命都督宋忠率兵3万，并调燕王府的护卫精锐，屯驻开平，命都督耿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燕王眼看自己即将被削，便在谋士姚广孝(道衍和尚)的策划下，“练兵后苑中”“日夜铸军器”(《明史·姚广孝传》)，准备起兵反抗。
靖难之役
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援引《祖训》，打着“清君侧”诛讨齐泰、黄子澄的旗号，自称“靖难之师”，在北平起兵反抗。这场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战争，便称为“靖难战争”或“靖难之役”。
朱棣起兵后，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先攻占北平附近的一些军事据点。八月，建文帝命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30万大军北伐。朱棣仅拥有数万军队，用奇谋在滹沱河北岸击败了耿炳文。建文帝以年轻的李景隆代耿炳文为大将军。李景隆寡谋自信，见燕王智勇善战，不敢贸然进攻北平，带领50万大军进驻河间，另由吴高率辽东军进围永平(今河北卢龙)。朱棣令世子朱高炽坚守北平，亲自率兵赴援永平，引诱李景隆进攻北平。解永平之围后，他北攻大宁，挟持宁王朱权，收编共8万护卫兵，于十一月回师北平，内外夹攻，一举击溃了李景隆。第二年四月，李景隆又调集60万大军，与燕军再战于白沟河，同样遭到惨败。九月，建文帝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诏盛庸屯德州，副将军屯定州(今河北定州)，都督徐凯屯沧州，互为犄角，以困北平。十月，朱棣“阳下令征辽东”(《明史纪事本末·燕王起兵》)，至天津突然挥师南下，偷袭沧州，生擒徐凯。十二月，挥师进攻东昌，因屡胜轻敌，吃了败仗。朱棣本人也身陷重围，几乎被俘，只是由于迂腐的建文帝担心背上“杀叔父名”，诏命将士“不可加害”燕王，他才得以突围北返。建文三年(1401年)，朱棣再次统兵南下，在夹河(今河南武邑南)、蒿城两次大败盛庸军，歼敌16万。此时，南京一些因奉使不法被建文帝罢黜的宦官前来投奔，“具言京师空虚可取状”(《明史·成祖纪》)。十二月，朱棣统兵南下，采取批亢捣虚之策，逾城不攻，直取京师。建文四年(1402年)从瓜州渡过长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朱与李景隆开门迎降。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诣奉天殿登基，夺取了帝位。历时四年的“靖难之役”以燕王的胜利告终。
明成祖继续削藩
明成祖是以藩王的身份起兵夺取帝位的，深知藩王权势过大对于君权的威胁，即位后就决心继续推行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但他又是扮演藩王利益保护者的角色，援引《祖训》、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靖难”的，所以在永乐元年(1403年)除将实力最为雄厚的宁王朱权徙于南昌之外，对其他藩王皆赏赉有加，示之以恩，并下令恢复了被建文帝贬削的几个藩王的地位。等到自己的帝位比较巩固时，他立即以种种借口实行削藩。先于当年十一月革去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其官属。永乐四年(1406年)五月削去齐王朱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又废为庶人。永乐六年(1408年)削去岷王朱的护卫和官属。1412年削夺辽王朱植的护卫。永乐十五年(1417年)废谷王朱为庶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周王在朱棣的示意下，献还三护卫。这样，掌握兵权的大部分藩王或被废，或被削夺护卫，已无力同君权相抗衡。后来，明宣宗在平定高煦之叛后，又削除了楚、蜀、肃、赵诸王的护卫。从此，王府不再设护卫兵，藩王势力大削，在政治上已不起多大作用。
东厂
东厂是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的。它是一个缉捕“叛逆”的特务机关，起初直接受明成祖指挥，后来统辖权移到宦官手里。东厂的“锦衣官校”(特务人员)侦察访缉的范围非常广泛，上自官府，下至民间，到处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得到消息后，立即密报皇帝。因此事无大小，皇帝都可以知道。在东厂的堂上，还挂着“朝廷心腹”的大匾。
学术动态
关于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强化问题的争论
元亡明兴，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在宋元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为此后的清朝所继承和发展。史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明代封建专制强化的原因。有的学者把明代君主专制的强化归咎于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好杀”的性格特点，有的认为它是明初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权力之争的结果。有的学者则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指出明代君主专制的强化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它虽然带有朱元璋性格的烙印，并同明初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归根到底乃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发展以及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产物。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已步入晚期阶段，地主阶级的腐朽性以及封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封建统治很不稳固。宋元以来地主土地所有制和租佃制的普遍发展，又使封建地主对土地和佃农的占有变得更不稳定，地主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相对削弱。因此，地主阶级迫切要求明朝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巩固封建统治，以强化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保证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的榨取。明代君主专制的强化，就是适应封建社会晚期地主阶级的这种需要而出现的。
二、明代封建专制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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