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盈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

以上二人所说“以礼烝享而通之”、“皆谓宗祝祭祀事耳”,表明二人认定“绝地天通”为制度与职守性质的问题,而制度与职守正是人文方面兴盛发达的主要标志。[28]

汉唐及清代学者注重名物训诂考据及章句之学,能守古义。宋明时期,学者的议论虽偏重于义理,但宋代史学原本发达,故学者的议论仍能据史为说。综上所述,自汉代以至清代学者对于“绝地天通”一语的注解或解说,都是从官职、礼制和人事方面,其总的背景则是人文文化业已兴盛发达至一个较高水准的“人文化成”局面。

由此审察《国语·楚语下》观射父对于觋巫、祝宗与五官职守的概述,所谓精爽不携贰、齐肃衷正、上下比义、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以及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其境界造诣之高远,绝非可以妄议。

再反观《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章,其中说到祭祀制度之用意,处处透露出中国古代祭祀文化异于其他宗教信仰的特质。如说“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从,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曰,士、庶人舍时。天子边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日月会于龙 ,土气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备舍,群神频行。国于是乎蒸尝,家于是乎尝祀,百姓夫妇择其令辰,奉其牺牲,敬其粢盛,洁其粪除,慎其采服,禋其酒醴,帅其子姓,从其时享,虔其宗祝,道其顺辞,以昭祀其先祖,肃肃济济,如或临之。于是乎合其州乡朋友婚姻,比尔兄弟亲戚。于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谗慝,合其嘉好,结其亲昵,亿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诸侯宗庙之事,必自射牛,刿羊、击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谁敢不战战兢兢,以事百神!天子亲舂禘郊之盛,王后亲缫其服,自公以下至于庶人,其谁敢不齐肃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摄固者也,若之何其何之也!”其人文色彩之醇厚,绝非可以小觑。

其中说到祭祀职守的细微要领,如说:“夫神以精明临民者也,故求备物,不求丰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纯、二精、三牲、四时、五色、六律、七事、八种、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万官、亿丑,兆民经入畡数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声以听之,以告边至,则无不受休。”其职业性“技术”之精湛绵密,绝非可以仿佛而至。

《吕刑》在叙述了重黎与伯夷、禹、稷三后之后,又说:“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这种严厉的儆戒在《尚书》中所在多有,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史墨曰“一日失职,则死及之”可以互释。古代均以家族世守官职,失其守则失其职,一旦失其所业,整个家族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譬如羲和家族,一旦“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或“湎淫,废时乱日”,立即就有“胤往征之”的结果。[29]这种对职事的慎戒敬畏、坚持固守,绝非今日所易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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