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是承认的,所争者仅是时间问题、技术问题,主张不必在此次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名单,以减少我们的困难。可把战犯名单拖后到新政协,更为有利。惩治战犯将来由中共领导的新联合政府去,到时要办谁就办谁”。

正在这时,何应钦突然从广州打来电报,声称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决议,要求代表团要求中共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停止一切施行暴力的政策;坚持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整军方案必须双方同时实行。

何应钦的电报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一片哗然。谁都知道这是蒋介石在背后指使。张治中愤然道:“事情已进展到现在的阶段,这话如何说法,真是莫名其妙!什么自由、恐怖,这些话,我们还有脸去同人家说吗?上海现在成了恐怖世界,他妈的皮,真不知耻!”刘斐也忿忿然,称:“我最痛恨蒋介石的军队。我几次去故宫,遇到中共军队,四五次从队中穿过,战士们总是很和气,并无不悦之色。如果碰到我们中央军,早已张牙舞爪,甚至拳打脚踢了。即使不打,骂也将你骂死。”

气愤之下,张治中直截了当地致信蒋介石,痛斥国民党“今日之失败,乃由钧座领导错误所招致”,劝蒋“将党政军大权,尤其军事上之全权,交予李、何两同志”。而黄绍竑也密电李宗仁,要求他务必使蒋介石离开溪口出洋。

4月9-1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先后接见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卢郁文等。众代表谈话后均甚表满意,刘斐、黄绍竑等对毛泽东更是赞不绝口,交口称赞毛“极懂得谈话的艺术,轻松而又深入”,“他教训了人,但不使人感觉有教训人的味道。他与蒋先生之官腔,大不相同”,“蒋的领袖是自封的,而毛的领袖是人人衷心拥护的”。一时间,代表团内气氛大变,几乎人人称赞共产党有办法,并且感到和谈大有成功的希望。代表团相信,他们与中共已经在下述几点上达成了妥协,即(一)战犯名单可以不提;(二)军队整编数额可由南京政府自定;(三)解放军可暂不过江;(四)南京政府仍可过渡,等待政协召开,联合政府成立;(五)联合政府可以组织一个七人军事委员会,中共四人,国民党三人。12日,代表团电告李宗仁:目前只等中共方案提出,一旦中共提出方案,代表团讨论后,即派黄绍竑、屈武飞回南京,如南京同意,即与李宗仁等一同飞返北平签字。如不同意,亦请派于右任等来平,以便讨价还价。

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除表示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外,明确要求对解放军“渡江问题应严加拒绝”,即使签约,双方军队也应各驻原防。

代表团很清楚,解放军渡江不可避免,故对南京试图划江而治的企图深感绝望。

李蒸悲观地说:“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破裂。”邵力子当场劝告说:“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只有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章士钊也表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但李俊龙却以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

尽管意见不一,张治中最后还是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定后能够暂缓渡江。

和谈代表弃暗投明 李白食言自吞苦果

12日,刘仲容回到北平,说明李宗仁求和的态度不变,但拒绝中共渡江的态度日趋明显,何应钦的电报实际上也正是李宗仁同意的。李的目的,颇有点儿想划江而治。按照李宗仁对他所说的来看,所谓执行中共的八项和平条款,都得由他们自己动手解决。同样,白崇禧到南京后,虽仍反蒋,但也不主张与中共局部和平,更反对投降式的解决办法。

得知李、白态度如此暧昧,长江涨水期已到,毛泽东决定不再与代表团继续周旋。周恩来立即拿出已经拟好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于12日晚交给南京代表团。由于这一案措辞严厉,并历数国民党发动全面战争的罪行,因此代表团中多数一时颇难接受。

在反复商量和交换意见之后,代表团仍旧决定接受这个文件。14日晚,张治中向中共正式提交了一个书面修改意见,要求取消原案中的各种刺激性字眼儿。

在第二天的代表团会议上,刘斐眼睛瞅着天花板,风言风语地发着感慨:“过去我们是南京政府的代表团,与中共交涉,今后我们是中共的代表团了,要去说服南京了。只怕是这样做。倒是代表中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章士钊看得开些,他笑着说:“过去中共新华社发出八条的电报,内有十六个伪字,南京都答应了,今天一个伪字也没有,如果南京反不答应,那就是有精神病”。

张治中经过几天长喘短叹之后,至此终于意识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心情沉重地表示:“连日来之所以争论不休,实在因为两种东西在束缚我们自己:第一,我们是代表,一切须听命于政府,我们个人的意见,受政府权力的束缚;第二,我们是国民党员,国民党不行,集一切坏事之大成,但可惜我们未脱党,今日的政府又是国民党的政府,因此我们的意见又受国民党的束缚。在此双重的束缚下,自然甚为矛盾与苦闷。”邵力子颇有些不以为然,说:“今日已是所谓宪政时期,我们是代表政府,代表人民,不是代表国民党。况且清党以来,国民党越弄越不像样,连‘民族’主义都不许讲,而要讲‘宗族’主义了,将总理遗训抛得一干二净。今日之下,要我代表国民党,这点我不能承认”。

南京政府的代表显然已经与国民党离心离德,准备向自己的谈判对手俯首称臣了。

15日晚,周恩来将最后修订的协定文本交给张治中,并声明,如果到4月20日为止还不能获得协议签字,我们就只能渡江了。张治中这时也全然想开了。他坦率地宣称:“现在对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如果还想字斟句酌地去辩论,等于白费,是不必要的;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于是,16日晨,黄绍竑、屈武根据代表团的决定,乘飞机返回南京说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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