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身在北京的白先勇对台湾“去蒋化”风潮淡定疏离，却娓娓谈起了父亲白崇禧。
第一次见到父亲掉泪
“我迷昆曲，父亲不迷，在桂林时他偶尔看看桂戏。
在台湾，和我母亲一起去看看京戏。我父母关系很好。我父亲是个性强悍的人，但是他谦让我妈妈，吵架了，我妈妈撒点‘老娇’，他就让了。”白先勇安坐客房遥望往昔。
白先勇对少年时代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的严格。父亲经常会从前线打电话给妈妈查询儿女们的成绩单，白家十个兄弟姐妹在家庭里的地位要按念书的成绩高低来定。白先勇的成绩可以使他在家里处于有利地位。
虽然父亲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可是，在家里母亲是主心骨。在北伐和抗战时期，几次逃难都是母亲带着全家———年龄最大的有九十多岁的奶奶，最小的未满月的弟弟，八十多个人由母亲带着逃到重庆。
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败退使白氏一家重过飘零生活，从南京、武汉、广州、香港等地，辗转来到台湾。在台湾，曾经风光无限的白崇禧被剥夺兵权。
在台湾，白先勇陪伴父亲11年。晚年的白崇禧心意寂寥，家国之忧和壮志未酬使他郁郁不得志。但是“父亲也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境遇，该怎么过就怎么过，进退之间有所抉择。”白崇禧一向重视教育，喜欢培养人才。为了培养围棋人才，他想办法把林海峰———那个时候林海峰刚刚冒出来，送到日本，让他跟吴清源大师学习，后来林海峰成了围棋大师；台湾大学的改制他也极力促成，他认为要扩大招生，他就去谏言。原来台湾没有清真寺，他也去交涉，后来清真寺建起来了。
“他觉得事情有益就做，有一种儒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白先勇说。
成年以后，白先勇坦诚公开了自己的性倾向。白崇禧接受了儿子的想法。“我想父亲是个非常开明的人。其实他对儿女的前途、感情生活不会去干涉，他会谅解，会理解。”
1962年对于25岁的白先勇是刻骨铭心的一年：母亲去世了。看着母亲的棺木埋到土中的时候，他“内心悲凉，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也被埋葬了。”也就是在那年，白先勇独自一人飞往美国去求学。离开台湾的时候，父亲专门到机场去送行，而且破例一直送到飞机的舷梯下。
“父亲大概也很舍不得我走，他一直送到飞机下面。我看见他老泪纵横，我从没看到过父亲掉泪，那可以说是英雄泪吧。”白先勇说。
那是白先勇跟父亲的最后一面。1966年，白崇禧因心脏疾病辞世。
写父亲的传记
我的归属在哪呢？那些异乡的漂流者不断地问自己。很长时间，白先勇也这样问自己。归属感不是地域的问题，在哪儿居住不重要：“在美国住几十年，我也不觉得家在那里，虽然我居住的那个城市很漂亮，有天堂之称的圣巴巴拉，但我不觉得那个地方是我的家。”
“听着昆曲，我就觉得是在家里，听到昆曲我就像回到中国的家。”
因为对昆曲的牵念，白先勇为父亲写的传记《仰不愧天》一直未能完成。计划写50万字左右，目前完成五分之三了。“我不是史学家，只能据自己对父亲的了解来写，从我父亲的角度，写他的观点，他认为的真相。书主要是分两个部分，一是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对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一些事件的看法、观点和所做的事情，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些历史资料的整理；另一个部分就是他在台湾的晚年生活，主要是通过我个人对他的观察来写。”
白崇禧四十多岁才有了白先勇，年龄差距大，代沟也是有的，但是父子的结合点在知性方面：“父亲是个儒将，他念了很多古书，特别喜欢《史记》、《汉书》。他记性非常好，整段整段都会背。兵书自然也喜欢，《孙子兵法》熟悉得不得了，还喜欢读世界战史。”
“父亲其实很清楚自己去台湾的境遇不会很好，也有很多机会去香港，去海外生活，但是最后他的选择就是‘要向历史交代’。到了台湾，蒋介石对他不满，那是他们的事情，他只做了自己能决定的事情。体味他当时的心境，也是一种悲壮。对于自己在台湾的境遇，我想他心里是有抱怨的，但是他不讲。至少他保全了自己的尊严，不屑于流露抱怨的情绪。他自己心里有数，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谁也拿不走。”（摘自4月20日《扬子晚报》 作者夏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