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华北前线作为党的最高战略指挥员，是怎样认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的呢？
朱德把抗日游击战争视作执行持久战与群众战的战争形式。早在1937年4月，朱德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上的讲演中就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一年半载与一两次战争就能解决的。战争的时间必会长久，战线必定会很宽”。6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现在的农民运动首先要从抗日的需要去发动，也要在农民中去组织游击队，使游击队有广泛的农民群众基础”。6月9日，在白区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游击战是抗战的一个力量。”8月11日，朱德在南京军事当局召开的谈话会上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1938年7月，他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一文中批评了有些同志“不愿战略上的持久，而要求战略上的速决，甚至因此忽视游击战争的重要性，或根本否认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地位”。当然，他认为“要求解决战争任务，单单依靠游击战争是不成的，而主要依靠于运动战”。“但决不能因此而动摇持久战的理论和忽视游击战在一定阶段与某种任务上的重要意义”。⑦可见，朱德认为抗日战争必然是持久战，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但单靠游击战并不能打败敌人。为了较大量地歼灭敌人之有生力量，以争取战争过程之缩短，游击战争理应包括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朱德指出：“我们一年来的战争，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互相转易与互相并用，这是根据八路军所负担的战略任务及其活动范围的宽度，并依当时实际情况而决定的。然而，游击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但在有利时机之下，并未放松运动战的争取，求得在运动中比较大量的歼灭敌人，起着转变战役形势的决定作用。如去年9月25日的平型关之战，11月2日的广阳之战(正太路以南)，今年3月至4月初晋西北粉碎后宫师团黑田旅团进攻之战，4月4日至14日，我晋东南部队粉碎敌人九路围攻之战等，都是运动战的典型。”⑧1940年在纪念抗战三周年时，他又谈到运动战和游击战问题，指出：“在每次战役中，我们实行了自卫队、游击队和正规军的配合作战，使这三种武装力量都能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发动和组织了最广泛的游击战争，疲惫和迷惑敌人，造成正规军最后消灭敌人的机会，最后粉碎敌人的围攻。我们在正规军中，曾适时地调剂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份量；我们在游击队中，又曾融合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连贯性，这就不断地帮助了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壮大了正规军。”⑨这些论述对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讲得非常透彻，而且完全符合当时华北抗战的实际情况。
第三，后来有人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所犯的右倾错误联系在一起是没有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
抗战开始后，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虽然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但是对前方军事将领没有产生多大影响，与运动游击战更是没有什么关系。军分会的训令是王明回来前就已发表的。
王明回来后，在1937年12月及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主要表现是不要领导权，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蒋介石的身上。这两次会议在党史上分别被称为十二月会议和三月会议。彭德怀参加了十二月会议，并回来作了传达，这是正常的。要说影响，顶多使有些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产生了一些模糊观念(六中全会时已加以纠正)，而与运动游击战并无关系。任弼时参加三月会议时，已离开八路军总部，他不同意王明的主张，并且会后即去了莫斯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他没有追随王明那一套主张；相反，维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既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
把运动游击战与王明挂钩的直接“证据”是他在三月会议上提出了“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主张。但王明这里讲的是就全国而言，并不是单指八路军。这个主张并不错，也不是他的意见，恰恰是毛泽东已经提出来的意见。三月会议前，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在《时局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就较具体地阐述了“运动战为主，游击阵地战为辅”的战略思想，最后说：“为什么游击战为辅呢？因为游击战不能最后解决敌人。所以，现在要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2月在《与合众社记者谈战略战术问题》中又指出：“根据过去七个月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配合，必能使敌军处于极困难地位。”“有人说，我们只主张游击战，这是乱说的，我们从来就主张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者结合。在目前以运动战为主，其他二者为辅。”⑩可见，把王明在三月会议上关于全国作战战略方针的提法说成是错误的并与运动游击战问题联系起来，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总之，关于运动游击战的问题，虽然有时人们也觉得批评得有点过分，然而由于诸多历史的、复杂的原因，始终未能彻底澄清。现在离这个问题的发生已快60年了，应该来一个了断，使后人对华北抗战初期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光辉业绩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使朱德等领导人的光辉形象不受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