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游击战的提法成为问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特别是在1945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当时,彭德怀、朱德、任弼时等不得不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以后,讲党史、军史时人们习惯地把争取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对立起来,并与军分会训令相联系。认为强调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就是主张以运动战为主,就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就是违反洛川会议精神。
要正确评价运动游击战问题,笔者认为应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只有4.2万人(包括留守兵团),且装备很差,弱军对强敌,只能采取游击战争。朱德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军队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③这个问题在克服了建军初期“左”倾盲动主义后,在中共中央内部认识是一致的。但在具体作战中,怎样使八路军不被削弱以致被消灭,反而能打败强敌,壮大自己,发挥独特的战略作用和扩大政治影响?当时面临的局面是,我们不但要对付强大的日本侵略军,还要防备国民党军事当局假日军之手趁机来打击和削弱我们。正像朱德在洛川会议上说的那样:“要谨防扒手!”
毛泽东作为党内最高决策者,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最深、最细,也提得最早。1937年8月1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提出:关于红军作战,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8月4日,又致电周恩来、朱德等人,表示红军作战,要“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8月10日,毛泽东致彭雪枫的电报更说明他当时顾虑的是什么。他要彭雪枫在与各方接洽时,“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到洛川会议时,毛泽东就正式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月12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具体阐述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这个基本原则的内涵:“(1)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2)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3)南京只作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4)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
可见,强调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是为了防止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防止国民党当局借口统一指挥让八路军进行阵地战、正规战、集中打仗、打硬仗,并不阻止八路军在有利的条件下打运动战。相反,打一些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利于壮大红军声威,扩大政治影响,有利于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和组织群众游击队。毛泽东同张闻天曾在8月5日致电朱德、周恩来等人指出:“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里提到了“游击运动战”和“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显然并无反对运动战的意思。
朱德指出:“抗战不是专靠某一种战术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应随时随地,依人员、武器、政治、经济、交通条件,来决定适当的战术,辩证地活用它、切忌机械的了解,以为某一种战术最有利,某一种战术应完全放弃。”这就是说,在总的战略方针下,各种战术形式都可以采用,问题是要看条件。
毛泽东在八路军初上前线时,是比较强调游击战的,但是,毛泽东也不反对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10月25日,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出:“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⑤1938年6月15日,毛泽东又致电朱德等人,指出:“敌之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则均暂时无法多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并争取部分运动战的机会。”可见,和朱德的看法一样,只要条件有利,毛泽东也是主张争取部分运动战的。
总之,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并不排斥运动战;打不打运动战,要看条件是否有利。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彭德怀等人最了解战场的具体情况,最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判断。1938年3月8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人,指出:“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事实证明,朱、彭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初期下决心打的部分运动战,判断都是正确的。
第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作为战略指导方针,并不排斥运动战。
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两者都是速决的进攻作战,不过规模大小不同。后者一般由正规军执行,作战规模较大,有时还伴随着阻援所需的运动防御或阵地防御等作战形式;前者则规模较小,常由小部队、游击队或民兵执行,作战更为灵活和分散。在抗日战争中,在有正规军的情况下,要较多地消灭敌人,要创造和保卫根据地,就不能不打运动战。抗战初期,八路军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根据不同情况,完全允许交替使用游击战与运动战这两种作战形式。朱德指出:“打游击战需要运动战配合,打运动战也需要游击战掩护。在二者之间,并没有一道长城把它们间隔开来。”⑥
洛川会议上,在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不少人谈到了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关系问题。例如,彭德怀说:“游击战与运动战是红军密切分不开的”;刘伯承说:“我们的游击与运动要配合”,等等。毛泽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很明显,他提出的是个战略概念,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也就是运动战,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对此,在会上并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