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些新说亦不能完全解释昭王南征的对象问题。龚维英、曹建国言昭王南征之对象为殷商遗民，我们相信昭王南征的对象中应包括殷商遗民在内。这一点，可以得到考古学方面的证实，鄂东蕲春县的毛家咀和新屋湾西周早期遗存，其文化面貌与当地的商周文化大异，由殷商文化因素与当地土著因素组合而成，以殷商文化为主体，出有典型殷墟风格的铜器，最重要的盂方鼎，作器者为殷王文丁之子盂，因此毛家咀遗址的居民非同一般，他们使用的是殷商王室的重器，学者据此推测该遗址是商亡之后逃窜于此的殷王室成员的居住遗存（注：程平山：《蕲春毛家咀和新屋湾西周遗存性质略析》，《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但此类遗存乃是汪洋中的孤岛，表明南逃至此的商遗民人数很少，因此殷商遗民应只是昭王南征对象中的一小部分，且殷商遗民从无楚荆之称，不能认为楚或荆或楚荆就是殷商遗民。至于王光镐以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为荆国，亦很难令人信服，鲁台山西周墓规格很高，出有47件铜器，其中9件有铭文（注：黄陂县文化馆、孝感地区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黄陂鲁台山两周遗址与墓葬》，《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从这些金文资料中并不能得出鲁台山西周遗存为荆国的结论，张亚初、黄锡全依据这些有铭铜器论证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国或“长子”国（注：张亚初：《论黄陂鲁台山西周墓的年代和族属》，《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黄锡全：《黄陂鲁台山遗址为“长子”国都蠡测》，《江汉考古》，1992年第4期。），故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不可能为荆国。张正明之说则较为笼统，未详加论证。
二、昭王南征对象为楚蛮
我认为，昭王南征的对象既然不可能是楚国，亦非是殷商遗民或荆国，那就只能是楚蛮。楚蛮在《楚世家》中称为楚蛮，在其他文献中则多称为荆蛮，是商周时代的南方居民，为古三苗的后裔，三苗灭亡后在南方形成一个新的部族，其族源属南方的苗蛮集团。商周时期，楚蛮相当活跃。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知楚蛮出现于夏商之际。商代后期，武丁曾征楚蛮，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
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周初，则有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西周晚期，楚熊渠称雄江汉，并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注：《史记》卷40《楚世家》。）。春秋早期，“楚成王初开荆蛮有之”（注：《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此后楚蛮不见于史籍，当是楚蛮已尽为楚国所并。楚蛮的地域，则大抵为原三苗之居，商代楚蛮的地域，当在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楚蛮这一族群，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昭王南下侵掠的对象。
其次，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金文资料证实昭王第一次南征时，掠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然此时的楚国既小又穷，楚蛮却是地广人众，其分布地区资源丰富，江南的铜矿产地与楚蛮紧邻。宋代出土的安州六器铭文曾详载昭王十六年第一次南征的情形，由安州六器铭文看来，昭王第一次南征的主要区域是汉东地区，第二次南征时殒命之地也在汉水下游（注：参唐兰：《论周昭王时代出土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汉东地区过长江后就是著名的铜绿山矿区，因此楚蛮手中必有大量的铜，昭王南征只有征楚蛮，才能与金文所记南征获铜的情况相吻合，也与昭王南征的主要目的相合。在青铜时代，铜是极重要的战略资源，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具有中心地位，张光直认为，青铜器在三代的政治斗争中具有中心地位，“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③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第36页。）。由于中原地区铜矿资源匮乏，而江南地区铜锡矿藏资源十分丰富，主要的矿区分布在湖北大冶到安徽铜陵一线的长江南岸。因此学者认为历史上商周王朝进攻南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南方的铜料裘士京：《江南铜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第6-11页。）。张光直甚至认为，三代都城之迁移皆与追求铜锡有关，是对铜锡这一主要政治资本的战略性追求③。而昭王大举南征，其目的当也是为了获取江南的铜曹建国：《昭王南征诸事辨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第三，文献记载亦表明昭王南征是征楚蛮而非楚国，《吕氏春秋》卷6《季夏纪》之《音初》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注：按今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