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我也看到一些评论说周涛很娇情，读着读着自己的诗就说，我没想到我的诗这么好。我觉得这是您对自己诗歌的一种……
周：我一点也不矫情。他敢拿来他的诗跟我比吗?他能超过我的诗吗?他能超过就算我娇情。读懂了没有？他们好多人根本就没有读过你的几篇东西。凭那么一二篇的印象就给你下结论，你要是做学问就得认真呢！现在这个文坛上有好些人，有一种不好的作风，就是胡说八道。你得有理有力啊，你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必须和客观实际有所关系吧。你不能明明是东你偏要说西，那就不是东西呀。说的话得沾点边是不是。
傅：我再跟您拉过来谈散文啊，就是在散文写作上，像我小学老师就教给我形散神不散，这似乎是中国历代对散文审美的一个判断吧。似乎写散文形可以散，好像只要神聚即可。那个时候我是接受这个的，但慢慢的我对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就不敢苟同了。那么您呢，我记得您引用毛泽东一句词叫：“万类霜天竟自由”，其实我倒更愿意用这个“竟自由”来界定这个散文的“形散”，真正好的散文是不能形散的。您自己在写作当中，或者是看待散文时，对这个形散神不散在审美的价值判断上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周：我当时有一篇访谈里说到这个事，我觉得是当时啊，是求得文体解放的一种借口。
傅：就是从骈体文解放。原来是讲四六对丈。
周：对!人讲普通话，随便写了，不就散了。然后就说，我是形散神不散，它其实是找一个借口。它要求的是什么呢，是从这个四六句对丈的因文害义中解放出来。
傅：但到了现代尤其是当代，把这个借口扩大了，学散文的似乎形散是可以被原谅的、被接受的。就是写散文是可以形散的。我想问您，您是不是觉得真正好的散文是不是形也不该散？而是形神相聚。
周：我们应该承认一个口号，一个提法，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它特定的历史意义上。但使它成为一种规范，永远套在人物的身上，是不可取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现在不是讲与时俱进。散文也好，小说也好，越自由越好。先说小说吧，可以说，小说每一次的进步都是更自由，造成一个巨大的震动，嘿，还可以这么写啊。
傅：您的散文有的也是被很多读者看到的时候说，散文可以这么写。
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做了个好事。是不是？我更注重的是小说，在小说家里面，最优秀的小说家就是最自由表达的，找到了他的表达方式。
傅：但同时它又不是不讲文体。
周：当然。比如莫言的小说，当时它为什么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没有想到它像诗一样，灵魂的暴发嘛，是不是？像喷泉一样出现的那种语言状态，更自由表达的一种心态，多好，没有说写着写着回归到章回体上去了。
傅：我对您早年诗中有一句话印象特别深：我愿意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从您开始走上文学的道路，不管是在做人上，还是作文上，您有没有把它当成，是座右铭也好，或生活指向标也好，你有没有以“拒绝平庸”来立意要追求创作上的精神崇高？
周：跟你说老实话，我估计呀，最后说不定我得到的就是平庸。虽然我拒绝它，虽然我最不想要它，兴许到老了以后，回头一看，恰好得到的就是它。这是不可回避的东西。到了我这个年龄啊，不管人家原来说我多狂也好，怎么怎么样也好呀，我真正感觉到了时间力量的不可抗拒性，它淘汰起来毫不留情，谁也别妄存侥幸心理。全世界不说了，中国的历史也不说了，光现代文学史，就不知道淘汰了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那些人哪一个当年都比我强。
傅：时效性很强的，很快就过眼云烟了。
周：当时的影响那要比十个周涛的影响大。
傅：所以要从这一点上来说周涛一点不狂。
周：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一想，拒绝平庸，最后没准儿在老年就得到一个大平庸。
傅：但是在写作上又一定要有这种拒绝平庸的精神取向，至少是起点要高吧。
周：尽可能争取吧。
傅：我的恩师萧乾先生，在送我书的扉页上给我提过那一句话：在文学的道路上，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我小的时候读书是迷信天才的，而且我是相信有天才的。读您的散文我，觉得您对写作人的天赋才能也是很看重的。我们有个习惯的说法，就是一个人付出的努力与他最后是否取得成功不能很好挂钩的话，我们说是命运的捉弄。那么您觉得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和他自身的天赋才华，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每一个作家个体才华的差异是非常大的？这个是不是应该被看重？评论界好像不愿意承认这个，有人觉得作家只要努力写作，笔耕不辍，就可以成功。
周：我对萧乾前辈很尊重。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大家都努力了，哪一个不努力啊!但最后为什么我们不如人家呢，就是那点天赋不如他，差之毫里就能差之千里。
傅：比如说您的一些散文，《巩乃斯的马》也好，《猛禽》也好，《山河判断》里的许多散文也好，只能是周涛的，不是那些刻意的模仿者通过勤奋的写作努力就可以达到的。
周：咱不好说自己呀，我也不敢说我是天才，比我强的人多着呢。但我看到有一些作品，一些作家呀，真比咱们强。我也要思考别人呀，差什么呀?实际上上就差这一点。
傅：不能不承认确实有这点差别。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