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坛先生进一步进行了论证，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礼》是西周后期的一部改革文献；是官方典籍；是由一人主编，多人完成的；而且，它还是一部残草稿，未得到实施。”而符合满足上述条件的在西周后期进行过改革、且改革最终失败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周厉王姬胡。所以孙先生最后认定：“《周礼》应是‘厉始革典’所拟颁行的新政典，‘厉始革典’的失败，导致了其夭折”。
正因为周厉王改革失败，所以《周礼》自汉朝面世以来一直就是一部残书，《冬官》一篇本就不存在，而其他五篇虽然体系完备，却极为粗糙，且有相互矛盾和文本缺失的问题存在。春秋战国时无人提及此书，那是因为周厉王在当时被正统思想定为无道昏君，他所草拟的改革法典自然人人讳而不言。到了西汉初年，七百年的时间流逝和无数的动乱早已磨灭了往昔的记忆，当河间献王刘德得到它的时侯，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早已无人知晓。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周礼》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到“厉始革典”的全貌，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其改革失败的深层原因。由《周礼》得知，周厉王改革是西周后期一次有计划、有组织、有目标的涉及政治法律思想、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在内的各个方面的全面改革。其内容之丰富、体系之完备、涉及面之广、牵动之大，确属罕见。单从其实施范围而言，针对周王畿和所有诸侯国，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内部改革的范围。
按照司马迁的观点，周厉王最终的结果原因在于“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通过《周礼》我们才认识到其失败的深层原因：首先是他的改革缺乏经验，方案过于理想化，其描绘的改革蓝图近似乌托邦似的理想国，若完全照此实施，几乎永无实现的可能；其次是急功近利，改革过于大刀阔斧，试图把改革在周及所有诸侯国一齐推进，乎视了当时中国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事实；最后是缺乏策略，公然将矛头指向各诸侯及贵族阶层，激化了社会矛盾，并使自身陷于天下群起而攻之的万劫不复之地。
《周礼．夏官》一篇有这样一段记载：“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十一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知天下。”意思是说，一个边长千里的强大诸侯国，如果将它的土地用来分封边长五百里的公爵国，可一分为四；如果用来分封边长四百里的侯爵国，则可一分为六；如果用来分封边长三百里的伯爵国，则可一分十一；如果用来分封边长二百里的子爵国，则可一分二十五；如果用来分封边长只有百里的男爵国，那么原来这个千里大国将被肢解为一百个小国。肢解了大国还不够，事后还要“王设其牧，制其职，各以其所能；制其贡，各以其所有。”也就是说，天子还要在各地设立名为“牧”的官员，“牧”只对周王一人负责。由这些“牧”来管理四方诸侯，制定诸侯国君臣应行的职责，确定各诸侯国应缴纳的贡赋。如此种种，其真实用意就是企图加强王权，行“削藩”之实。周厉王的举动无异于向全体诸侯国宣战。以西周晚期近百个诸侯国日益增强的实力，试问哪个诸侯甘愿俯首就范，谁愿意自己的封国被他人肢解？雄心勃勃的周厉王实在是险有胜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史记．周本纪》将这场旨在推翻周厉王的政变定性为“国人暴动”，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却记载这次暴动是“公卿惧诛而祸作”，这说明所谓的“国人暴动”实际是贵族阶层为了抵制新政而发起了政变，而且诸侯也参加了。
厉王被放逐后，由共伯和代行王政，此年是公元前 841 年，直到周厉王死于彘、周宣王即位为止，共历时14年。《史记》称之为“共和行政”。司马迁认为这段时间是由召公、周公二位大臣行政，号曰共和。这只怕是司马迁对“共和”的误解。除司马迁之外，凡谈及这段历史的先秦古籍都认为这一时期乃是共伯和代行王政，而非“召周共和”。就连《汉书．古今人物志》也记载了共伯和其人。“共伯和”实际就是谥号为“共”、有伯爵爵位、名叫和的诸侯。显然诸侯也是此次政变的主要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周厉王革典极有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封建性质的全面改革，是第一声封建春雷，并已经预示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周历王本计划将周朝的天下改造成为一个类似后来欧洲那样的封建领主式的邦国集团，但由于缺乏经验、政策失误、以及急功冒进，在诸侯贵族集团的联合反抗下归于失败。此次改革的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