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立50周年。50年来，我国城市规划事业，就像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一样，可以说是波澜起伏，成绩可圈可点，问题也不容忽视。正如周干峙院士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正确的历史经验必须要有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才能取得。”“要做好一件事情，特别是没有做过的比较复杂的事情，必定要有一个总结经验的过程。”为此，本报和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共同策划了“50年·听大师讲规划”，采访国内二十几位著名规划专家，结合现实，系统梳理中国城市规划50年。从今天起正式推出，每周一期，敬请关注。
回溯新中国城市规划，首学英美
记者：新中国城市规划工作是在什么背景下起步的呢？
周干峙：新中国城市规划最早起步于北京，在1950年下半年，北京市首先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
很多人都说中国城市规划一开始就是学前苏联的，其实不是，我们最先学习的是英美经验。梁思成先生是第一个把西方文化特别是建筑文化带到中国的人，也带来了西方城市规划的概念。
在北京解放前夕，一天，解放军的两位高级军官来到梁思成家，向他请教：我们要攻打北京了，北京城有哪些地方需要保护？
记者：兵临城下，还能想到古建筑的保护，真是难能可贵。
周干峙：也正是这一点极大地感动了梁思成。后来北京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了一些民主人士、大学教授，梁思成先生也在其中。此后，以梁思成为首的专家为基础，建立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为新中国首都的城市发展谋篇布局。前苏联经验，为新中国规划打下基础
记者：这段学英美的历史很短？
周干峙：当然很短。建国以后要安排重点工业建设，“一五”计划确定了156个重点项目。苏联派了一批专家来到中国，给予技术支持。从那时开始，中国城市规划引进了前苏联经验。
记者：前苏联经验带给我们什么呢？
周干峙：从前苏联引进城市规划，我觉得从历史上首先应当给予肯定。当时我们的基础很差，缺乏规划和建设的经验，156个项目怎么落实、放在哪里，几乎没有人懂。而那时前苏联已经经过了十几个五年计划，形成了完整的城市规划体系，这套体系非常吸引人。
记者：亮点在哪里？
周干峙：前苏联经验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把技术和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而且取得成效。它给人的印象是，既有很强的科学性，又有非常明确的理论性、政治性，而且它完全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的那套东西，这对当时的中国很有启发。
前苏联社会主义城市规划和建设的一些原则思想，很震撼中国的工程技术界，即便是那些曾经留英、留美、留德的专家，也不得不为之折服。很明显，英美理论虽好，但在中国用不上；而前苏联，许多新建筑、新城市根据规划一片片建设起来。主要得益于两条：一是土地国有，二是计划经济。
前苏联经验帮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迎来了新中国城市规划的第一个黄金期。当时前苏联的规划理论、规划实践，以及前苏联专家做的规划方案，非常有权威。
实事求是，勤俭建国
记者：但中国和前苏联毕竟不一样，如何与我们的国情结合？
周干峙:从“一五”开始我们就提出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坚持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并开始批判盲目学习前苏联。
第一个暴露出来的是住房问题。当时前苏联平均人均居住面积9平方米，而我们连4平方米都不到。搬用前苏联指标，根本就行不通——我们基础太差了，没有那么多钱。
因此，就提出不能照搬前苏联标准，要结合国情。
记者：学习别国经验，更要尊重自己国情。这才是实事求是。
周干峙：是这样。在那个阶段，我们国家用不太大的代价，很有序地把配合工业建设的城市建起来了，打下了今天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工业基础和城市基础。我个人认为，城市规划功不可没。
试想，如果没有很好的规划，不就乱套了吗？那就可能在天安门旁边盖工厂，乱七八糟的事都来了。当时非常强调集中、紧凑、省钱，批评浪费。整个“一五”计划，建设了8个重点城市，没花多少亿啊，用现在的建设标准看，真是微乎其微。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曲折起伏
记者：从“一五”开始，我们就在探索走自己的道路。但为什么今天仍有曲折？
周干峙：争执一直都有。比如对于北京的城市规划，有名的梁陈方案，是在前苏联专家到中国之前、按照西方城市规划的理念做出来的。这个方案遭到了前苏联专家的反对，他们不主张把旧城笼统地保护起来。
记者：他们主张什么呢？
周干峙：俄罗斯的规划，以莫斯科为蓝本，莫斯科就是一个克里姆林宫为中心的圆的、放射性的东西。用他们形象的话说：我们要尊重历史，让历史的老人在现代中间处于一个受尊敬的地位。当时是这个指导思想，根本就不是后来的另外一种指导思想：认为历史的东西都是落后的，没有保留的价值。包括后来北京的拆城墙，也不是前苏联专家的意见。
记者：这些认识上的误区，让我们交了昂贵的学费。
周干峙：我们曾经很清醒地认识到不能照搬前苏联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