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对毛泽东的协同配合，更表现在野心家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千钧一发之际，他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站在一起，作出紧急决定，立即率领部队脱离险区。为此，他亲自向部队作解释工作，亲自同彭德怀一起布置部队警戒，终于在各方面的共同协作下使中央脱离了险区。

    1936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评。会上张闻天作了总结发言，对毛泽东的报告作了补充和进一步阐述。发言明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军阀主义"，"其前途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同时他强调四方面军中"还有总司令"，"还有广大好的干部"，因而还有争取好的可能。发言最后提出对张国焘个人暂不作组织处理的结论，"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毛泽东领导的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是党内进行斗争的一个成功的范例，而张闻天的这篇发言则是这个范例的一份历史记录。

    脱险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协调一致，将长征落脚于陕北，在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的斗争中实现三大红军会师。

    中共中央将长征落脚于陕北的正式决定，是1935年9月28日在甘肃通渭的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的。事实上在此之前，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从敌人地区的报纸中获悉陕北尚有大片根据地和红军的消息时，便已初步作出这个决策。张闻天就是最早参与决策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于9月22日在哈达铺写的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中就集中地搜集了当时所获得的信息，表示了中央最初的战略意图。

    这篇文章首先将当时天津《大公报》所披露的陕北苏区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消息作了详细的摘引。这些消息中有：陕北23个县均有红军或游击队的活动；刘志丹领导着陕北五、六个县的根据地，他率领的红二十六军有三个师一万多支枪；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已于7月中旬从甘南突围到达陕甘之交；南面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等等。

    文章接着对于"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这一事实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是建筑在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矛盾之上的，反动统治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因而也无法消灭甚至防止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发展。"据此，文章提出了红军前进的方向和任务："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完成8月20日毛儿盖会议提出的"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成为一片的苏区"的任务。文章实际上提出了在原定目标下重点在陕甘的最早设想。

    陕北是长征的落脚点，又是抗战的出发点，从红一方面军落脚陕北到1936年三大红军会师的一年，是民族危机空前增涨的一年，也是中共中央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一年。

    早在张闻天率领中央机关进入瓦窑堡后不久，他就在1935年11月17日的文章中明确指出，党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怎样运用广泛统一战线策略进行抗日反蒋。接着不久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关于运用统一路线策略问题专门作了报告，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意见，反对关门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将统一战线的策略写信给当时尚在前线的毛泽东，毛泽东于12月1日复电张闻天，表示完全同意。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会后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是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形成的标志。这次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的，他在会议经历了有争议的讨论后作了支持毛泽东意见的结论，并为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在这段时间里，他不仅参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制定，而且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宣传和组织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紧张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同时，继续不断地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的会师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张闻天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署名的致二、四方面军的许多电文中看得出来。1936年1月13日由他署名的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报》，郑重地劝告张国焘："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及至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后，8月初出现了三个方面军接近会合的可喜形势。8月3日由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联名签发的中央向二、四方面军发的电报中表示了热忱的欢迎。电文说："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将"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会合"。8月 15日，张闻天又撰写文章《欢迎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指出："这是具有全国与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的胜利会合。"文章最后预料这个会合将会对民族统一战线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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