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遵义会议之后的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总的是支持和合作的，然而对他军事领导的信赖程度也有一个随着实践加深的过程；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然而从实际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也是有一个摸索过程。张闻天的上述个人认识是符合这个过程的，他对毛泽东关于领导的配合也是前后一贯的。可是他没有想到，后来庐山会议挨整时，加在他身上的一条莫须有的罪状就是所谓长征中反对毛主席。被罢贬的张闻天并没有萦怀于个人得失，时刻所想的仍然是党的兴衰存亡，他曾深切地对遇难时探望他的一位将军说出了一句饱含党的历史教训的忠言：将帅们军事指挥上的集权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党内不能没有民主。
张闻天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长征形势十分有利，但不久出现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前景又布满了阴云。在这严峻时刻，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始终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紧密配合毛泽东同张国焘错误进行坚决、正确的斗争，为长征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
早在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之前，当张国焘在要不要攻打北部战略要地松潘问题上最初暴露出与中央北上方针分歧的时候，张闻天就在1935年6月24日撰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详细阐述中央方针，指明消极逃跑的危险倾向。文章全面论证了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同时分析了红军在当时所处的松、理、拉地区为何不能久留的种种原因。据此，文章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夺取松活，控制松潘以北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并且强调指出，这是"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
文章针对张国焘所暴露的畏敌避战情绪和向西南方向转移的主张，从战略的高度上不指名地进行了批评。文章说；"我们现在还处在从完全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因此，在目前如果不敢决战，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则将"变为无止境的逃跑"。这是"过分估计"敌人力量而对自己力量"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文章最后指出："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作斗争，是目前整个党与工农红军的严重任务。"
张闻天的这篇文章是迄今能找到的长征途中最早系统阐述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战略目标、批评逃跑主义的历史文献。它是一个历史的见证，如果不是张国焘的延误战机，红军取得松潘进而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有可能的，经历草地的一场灾难也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如此，还应该指出，后来陕北中央根据地的建立，追溯其源正是与这篇文章所设想的蓝图相通的。
张闻天在中央同张国焘错误作斗争中的作用，可以从许多档案资料中看到历史的踪迹，有些重要的会议是张闻天主持并作总结发言的，如两河口会议，有些重要的决议也是由他起草的，如《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央致张国焘的许多电报都是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联名或由他单独具名发出的。
张闻天在这场斗争中坚定地贯彻毛泽东的正确方针，表现出处处以大局为重而不考虑个人得失。当中央在人事安排上考虑如何对张国焘作出让步时，他表示可以将总书记一职让出，当毛泽东提出如此做不妥时，他则又完全听从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是他坚决不拿个人私情做交易。起初张国焘曾经利用四方面军中张闻天的老同学来做拉拢他的工作，然而张闻天不为所动，而且站在党的立场上做争取这位老同学的工作。张闻天的坚定立场自然使得张国焘记恨在心，所以后来他曾把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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