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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图]徐梅坤生平资料


徐梅坤,又名徐行之 ,萧山人。14岁进杭州郭记订书坊做学徒,16岁学习印刷手艺。1913年至五四运动前,活动于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及江苏无锡、上海等城市的印书馆、报社,结识了许多印刷业工人,为从事革命活动打下基础。五四运动时,在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工作。1920年,与工友倪忧天组织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当选为宣传股长。12月,创办《曲江工潮》半月刊,负责该刊的出版工作。1921年秋,到绍兴的钱清、柯等地调查农民生活,宣传减租减息,发动组织农民协会,并于12月8日组织一批农运骨干在绍兴钱清乡清坞村开展抗租斗争,18日,参加萧绍农民减租示威大会。是年底赴上海。
1922年1月,徐梅坤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介绍下,结识陈独秀,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当选执行委员,后任委员长,全面负责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党的工作。六七月,在杭州建立党的组织,成立杭州党小组,兼任组长。8月,来绍兴开展党的活动和建党工作,先后到《越铎日报》社和印刷局工作,与绍兴进步印刷工人王承纬、蔡恒耀等人联系,发动印刷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缩短工作时间的罢工斗争。12月,再至绍兴,发展王承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提名在外地工作的原绍兴五师学生、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何赤华转为中共党员。不久,受党中央指派,负责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印刷发行工作。1923年三四月间,为加强开展绍兴党的工作,先后派共产党员徐白民、唐公宪等来绍,以在女师任教和读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6月,作为正式代表赴广州出席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
员。中旬,再次派何赤华来绍负责建党工作。7月,建立绍兴历史上第一个中共支部—中共绍兴(党、团)地方支部,受他直接领导。1925年9月,又调宁波甬江女中的团员张赛英、李汉辅来绍兴女师任教,并发展她俩和绍兴印刷工人许国华、崔可登、何步云等5人为中共党员,以加强绍兴党的力量。期间,他在上海率领工人骨干参加了“五卅”运动。
1925年10月,上海成立印刷总工会,徐梅坤当选委员长。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组织和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护送周恩来离沪。随即,奉命到宁波、余姚、定海等地组织武装工作。7月,从余姚盐区途经绍兴、萧山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判为死刑。后经蔡元培、邵力子斡旋改判。被捕后,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参加狱中的政治斗争,受到难友们的尊敬。1935年9月,因病保释出狱,并改名徐行之。翌年回到上海,再次投入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和工人运动,开办新生印刷所和新文化书房,印刷和收藏进步书刊。1939至1942年,在昆明创办民生印书馆和南方印书馆。后至重庆,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留在党外从事进步活动。1942至1947年,在上海帮助一位民族资本家筹建中央化学玻璃厂,先后担任办事处主任、经理、厂长。解放前夕,利用私人关系,阻止浙江省保安司令周岩炸毁杭州军火库以及其他城市建筑,起了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参事、监察部参事、国务院参事。1954年11月,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回到党内,后因历次运动,未能及时实现。1981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党籍。1997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 (李能成 整理)

从萧山走出的徐梅坤
2004年02月27日 00:00:00

 

   2004年2月1日萧山日报刊登一篇署名麻之文的读者来信——《加强对徐梅坤的研究》。文章说,作为中共浙江省组织创始人,徐梅坤是很有传奇色彩的,可惜我们对这位同乡的研究尚不够……

  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为此,我们先后走访了徐梅坤的家乡,接触了几位曾经见到过徐先生的人和与之有过直接书信往来的老同志,并查阅了相关资料,写成此文,希望能有更多的知情者提供更为翔实的信息。

 2004年2月10日下午,我们来到徐梅坤先生的故里——新街镇富星村。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有关徐先生的遗物或存迹。

  在萧山图书馆有一本编号为13264的红褐色小书,封面上“九旬忆旧”四个遒劲行楷题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的手笔。

  翻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一位老人端坐在藤椅上,他就是中共杭州市组织创始人、该书主人公徐梅坤。

  在老人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1893年(清光绪19年)农历七月初一,我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长山镇富家塔的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家庭。

  翻开尘封的历史,跟着老人的回忆,我们努力摆脱时空的束缚探访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雨历程,领略一下他对萧山这片热土的缕缕情丝……

  2004年2月10日下午,我们来到先生的故里———新街镇富星村。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有关徐先生的遗物或存迹。但是时间太久远了,一切变化得太大了。就连徐先生家的老屋的原址也已经被新建的楼房替代了。是啊,毕竟先生是110年前出生的人;毕竟先生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参加革命了。就算最后一次回乡,距今也是40年前的事了。

  那次徐先生回家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当年还是10来岁的孩子、如今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俞容根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他说,那一天不知道徐家来了什么人,就看着大人小孩子围坐了一屋子,大家有说有笑的。徐家有两个单人沙发,徐先生坐在床边,把沙发让出来给乡亲们坐。

  徐先生拿出食品分给乡亲们吃,俞容根站在前面,徐先生就把一块白色的甜东西送进俞容根的嘴里,俞容根伸手想从自己嘴里拿出来看看,徐先生摆摆手告诉他不要用手拿,这是冰糖。

  他说,徐先生1997年在北京去世,终年104岁。徐先生很早就离开家乡了,回来的次数也不多,由于他的年纪太大,与他熟悉的乡亲都不在人世了,村里有几个见过他的人当时年纪也很小,记不得什么了。

  徐梅坤10岁就外出做学徒,16岁到杭州正式学习印刷手工艺,在学习印刷技术的同时向别人学习文化知识。他看不惯老板工头们对工人的虐待,常常打抱不平。渐渐地,他萌生了与工友们联合起来的念头。1920年7月,徐梅坤与工友们成立了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并创办了为工人讲话的小报《曲江工潮》。虽然这张半月一期的小报只出了二十几期,但它作为浙江工人的第一张报纸和全国最早的工人刊物之一,在引导工人维护自己的权益,传播革命思想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1年1月的一天,他所在浙江印刷公司总经理的一个亲戚无故打了一个学徒工,引起工人们的愤慨,徐梅坤就以公司互助会的名义要求打人者向被打的学徒工道歉。但总经理不肯接受,互助会便号召工人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40多天,最后导致印刷品公司关闭。

  罢工失败后他回到萧山,此时萧山地区的衙前农民运动已经开始。徐梅坤回到家乡又投入了衙前农民运动。他把《衙前农民协会宣言》送给农民们传阅,用城里工人罢工的事例调动农民的革命情绪。在乡里初步建立起有二三十人参加的农民组织进行抗租。在遭到当局镇压后,徐梅坤被迫离开家乡逃到上海。1921年12月在上海,通过邵力子的引见他结识了陈独秀。当时陈独秀认真地听取了他组织工会和农民协会的情况,对他的行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在1922年初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加入,中共上海地区有了第一个工人共产党员。

  此后,徐梅坤与其他同志组织了上海邮政局、金银行和英美烟公司罢工;负责组织印刷工会;参与成立了“上海旅沪工人同乡会”并出任理事长。他介绍了多名同志入党,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介绍了两位女工入党,其中一个叫王根英的女工后来与陈庚结婚,她是我党早期少有的女工党员之一。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工人运动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它的基础上,1922年底到1923年初,正式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徐梅坤被推选为印刷工会主任。1922年,刘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在上海与徐梅坤联系后,还暂留上海一段时间帮助搞工运工作。党的“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上海兼区执行委员会。他担任了该委员会的第一届书记,这个委员会除管辖上海工作外,还负责江苏(长江以南地区)、浙江两省党的工作。

  1922年六七月间徐梅坤回到杭州建立中共党组织。他首先成立了杭州党小组,这是杭州第一个党小组,由他担任组长。接着,他先后到绍兴、宁波、南京等地发展党员,经他发展的党员中有印刷工人、纺织工人、中小学教师,还有大学生。

  在徐梅坤任上海地方兼区执委会书记期间,他还兼管当时的刊物《向导》的印刷发行工作。那一段时间里,每期稿件都是由他从陈独秀、蔡和森等人的住处取来再与工人们一起排版印刷。有一段时间,毛泽东杨开慧也在上海与蔡

  和森、向警予一家同住在一幢楼内。毛泽东为《向导》写文章,写好后由杨开慧抄写。他有时也去毛泽东那里取文章。徐梅坤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当时杨开慧每晚要去小沙渡工人夜校上课,因为路不熟,都是由我顺路陪她去,到10点左右我工作结束再陪她回家。有时我就住在毛泽东家里,晚上同毛泽东杨开慧夫妇谈个没完,很愉快,他们各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上对我的帮助不小。”

  1923年6月,徐梅坤到广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为上海兼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他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党的三大以后,徐梅坤为了加强和扩大工会组织,奔波在工友之间,了解工人情况、解决各种纠纷。为打击工贼,上级决定组织由他担任书记的特别支部,接着他又担任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在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徐梅坤带病参加示威游行。在富星村党支部书记俞容根的心目中,徐梅坤是他家的大恩人。当年俞容根的父亲与徐梅坤交往甚密,徐梅坤还把自己的大弟弟徐经坤和俞容根的父亲从萧山带到上海,为俞的父亲谋到了差事。

  1926年到1927年,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组织指挥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27年7月,徐梅坤奉命到宁波、余姚、定海等地组织武装工作,在余姚回绍兴搭乘汽车时被人发现暗暗跟上,在萧山家中被捕。

  由于他的被捕,徐梅坤萧山的家也被洗劫一空,房子被贴上封条。父亲和二弟被抓走,母亲和弟媳被赶出家门。父亲与二弟被放出后不久,二弟愤而病故,父母沦为乞丐。

  在富星村党支部书记俞容根的心目中,徐梅坤是他家的大恩人。当年俞容根的父亲与徐梅坤交往甚密,徐梅坤还把自己的大弟弟徐经坤和俞容根的父亲从萧山带到上海,为俞的父亲谋到了差事。起初,他父亲被介绍到一所学校干后勤工作,后来又到上海淞江的一个大户人家做杂工,据说这家的主人与徐梅坤的关系很好,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据俞容根讲,那时候他父亲就知道徐梅坤是给共产党干事。后来土改开始,俞的父亲从上海回到家乡分得了土地。建国初期,徐梅坤到了北京,还特地写信问候俞的父亲,并表示让他到北京来,能够在铁路上帮他找份工作。但俞容根的父亲再没有走出去。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徐梅坤回到家乡那次,还特地看望了俞容根的父亲。

  据俞容根讲,徐梅坤有两个弟弟,二弟徐照坤就是前面提到与他父亲一起被抓走的那个,回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大弟徐经坤一直在上海生活,现在也不在了,有一个女儿仍在上海居住。

  徐梅坤被捕后,上海党组织和党内许多同志通过各种关系来杭营救,但都没有成功,他在狱中被关了七年零七个月,后来因病保外就医。

  出狱时徐梅坤重病在身已经不能行动,是乡亲们用担架把他从狱中抬回萧山的。

  徐梅坤虽然出狱了,但国民党特务机关一直没有停止对他的监视,经常派人下乡监视他的行动。在养好病之后,沈雁冰委托徐在上海的弟弟徐经坤回乡,偷偷地用船把他送到了上海。

  在回到上海后的那一段时间里,他继续干自己的印刷老本行,印刷出版了当时上海的党报《解放周报》和《共产党宣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初级本》等,以及一些抗日宣传品。

  在1984年徐梅坤90岁高龄时写下的回忆录中,他很少写萧山的事情,因为在他的生命长河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外面为党工作、活动的。但是我们在回忆录中仍然能够读出他那浓浓的萧山情结,也许他认为他的一切都是从家乡萧山这方水土开始的。

  1939年徐梅坤到了重庆,在那里又一次见到了周恩来,在一次与周恩来谈话时,他把自己在狱中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党做了汇报,表示自己希望回到党组织里来。周恩来表示:你暂且不回到党里来,在党外多做些工作,也很好,我相信你有一天能回到党内来。就这样,徐梅坤留在党外,但一直没有间断为党工作。

  在杭州钱江大桥的碑文上曾记载着大桥有过三次被炸、七次重修的经历。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在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一直到大桥被炸前的几个小时,徐梅坤曾为保住大、保住杭州的建筑到处奔走呼号。

  在徐梅坤的回忆录里《迎接杭州解放》一章中,老人这样说:杭州是我的家乡,也是我早年工作的地方……为了对付周岩对杭州的破坏行动,我想方设法开展上层人士的工作。想来想去,我得先从周岩的父亲周宪达身上做文章。

  在杭州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毁掉杭州市,当时国民党当局还把不愿意破坏这座城市的三名官员逮捕,调任周岩为伪浙江省主席。

  徐梅坤通过关系找到了周岩的父亲周宪达,又找到了伪杭州市政府秘书长徐雄飞的知近朋友分别作他们的工作。

  就在杭州解放的前一天下午,周岩及家属离开杭州时决定把钱江大炸毁,否则无法向蒋介石汤恩伯交待。这时逃至绍兴的其父周宪达与周岩通了几次电话。结果,促使周岩为减低破坏程度把炸药包埋在离开梁稍远的第五孔处,炸药包爆炸后破坏不大,事后三天的修复就能通车了。在徐梅坤1984年90岁高龄时写下的回忆录中,他很少写萧山的事情,因为在他104年的生命长河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外为党工作、活动的。但是我们在回忆录中仍然能够读出他那浓浓的萧山情结,也许他认为他的一切都是从家乡萧山这方水土开始的。

  建国后,徐梅坤来到北京,周恩来、陈云等人对他的生活工作都很关心。1952年9月22日,徐梅坤收到由周恩来总理签发的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参事。1955年2月8日徐梅坤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981年6月,中央组织部批准他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党龄从1954年算起。

  在富星村采访,我们见到了上世纪60年代曾当过大队长的富纪成老人,他说,徐梅坤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的母亲也在70年代去世了。现在村子里只有徐梅坤的堂弟家的后代在徐家的老宅处重新建楼居住着。当年徐梅坤在国务院当参事到浙江、上海、福建等地巡视时,乡亲们还用船接过他。富纪成说,那次徐梅坤回来我们去看他,他特地从包里拿出一盒带锡纸的“大前门”香烟,富纪成老人讲这件事时那种得意劲,让我体会到60年代的时候这么一包香烟的价值和当时特定场面的分量。

  乡亲们把熬好的鸡汤端给徐先生吃,徐先生一再道谢,到最后也没吃,他知道乡亲们当时的生活状况。徐先生回北京后,富纪成还给徐先生写过一次信,在信中反应当时农村的困难情况,问他为什么这样穷。不久他收到了徐梅坤的回信,信中徐梅坤告诉他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的。

  富纪成认为徐先生很有远见,在与老乡交谈时,徐梅坤一再鼓励乡亲们说,以后大家把山移掉,围海造田,以后家家有电灯家家有电话,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

  在萧山图书馆里,我们又查到了徐梅坤的一些书信,我们联系到了当年曾与徐先生有过书信往来的地方文献室的杜永毅同志。

  图书馆与徐梅坤最早联系是在1981年,徐的住处地址是杜永毅专门向徐的外甥要来的。当初和徐梅坤联系是希望他能够提供一些有关他的历史资料或书籍,作为图书馆的馆藏书目。徐梅坤收到信后,专门让他的外甥来询问具体情况,并于1981年3月31日写了回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本来是个文盲工人,没有上过一天学,对图书馆的工作应该帮助,是不是你们需要什么图书,自己费力去找找,今寄去人民币100元,数虽微,聊表心意,幸勿见责。”

  收到信和钱后,图书馆马上就写信向徐梅坤表示感谢,写信的也是杜永毅。萧山图书馆每年都会给包括徐梅坤在内的萧山籍知名人士捎去家乡的问候,从自己制作的大红贺卡到反映萧山面貌变化的画册。杜永毅说,徐梅坤家乡观念很重,一直都非常关心家乡的变化。1994年3月29日在收到家乡的画册后,他写了一封信,1994年4月23日《萧山报》第4版曾经转登过这封徐梅坤的来信,他写道:“看了册,万分激动,一个破小的故乡,竟然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不可想象。我以一名故乡市民的名义,谨向为建设萧山市付出辛勤劳动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同志们致谢!致敬!”徐梅坤在信中表示如若不是百岁高龄,他一定要回家乡来看一看。同年5月4日徐梅坤应图书馆的要求,寄来了一些自己的照片,包括狱中的照片,百岁生日时的照片……在信尾,徐梅坤署名“萧山市民徐行之(徐梅坤出狱后改名为徐行之)”。虽然没有见过一次面,但通过书信的交往,杜永毅说,徐梅坤一点架子都没有,十分朴素。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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