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传单一在北京出现，立即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谢富治如获至宝，立即调集了公安部的专家破案。很快，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获此案。写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厂的一个工人。他承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人干的，没有任何其他人参加。经过公安人员对笔迹及油印机进行鉴定，确定的确是这人所为。这一案件本可以结案了，但事情并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陈伯达和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厅接见专案组人员。陈伯达说:“抓了几个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党的情况。不行。我的意见你们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讲的，你们要追，要很严肃、很认真地穷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追查了几个月，进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和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给他们打气。陈伯达很明确地说:“就是要往上追，总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谁就是谁。”谢富治干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查到最后，12月间，竟查出一件“惊世奇案”----“中国(马列)共产党”案。在刑讯逼供下，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女实习研究员周慈敖，被迫按照专案组的意图交代说在北京有个“中国(马列)共产党”，“伪中央书记”是朱德，“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是陈毅，“总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委员”有王震、萧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刘伯承、谭震林等等。而且，这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1967年7月，曾秘密地召开过“代表大会”。
谢富治看到供词后如获至宝，马上指示:“你们报告周的情况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第二天，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写，要她写真的，明天就要她写，明天就要写好。”但因牵扯到的领导人太多，而朱德等领导人在中共九大之后又分别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谢富治不敢把这个荒唐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却要求封存起来，暂不销毁。直到党的九大后，谢富治仍对专案人员说:“要对它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目前找不到证
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要防止暂时拿不到证据而把敌人放走，·一不能轻易否定问题，不能不积极，不要消极，不要为敌人辩护，我担心你们出现这个错误。”最后，这个“惊世奇案”就不了了之了。
据《朱德年谱》记载，朱德在听说自己成为“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中央书记”后，对家人说:“由他们去造谣吧。毛主席、恩來最了解我，只要他们在，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
“文革’，刚一开始，身为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就策划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1966年5月，谢富治派出了由科人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二个月以后，工作组的人数竟增加到313人。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及其他领导成员隔离审查、停职反省。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下狱。不仅如此，谢富治还伙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动夺
取了北京市的领导权，北京市领导干部13人遭到诬陷迫害，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书记邓拓和副市长吴晗等人被迫害致死。
谢富治还鼓动造反派接管公安事务a12月31日，谢富治与周恩來接见了北京政法学院造反组织“政法公社”。谢富治竟突发奇想，对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个试点，把西城公安分局完全包下来，由你们去管。”周恩來愤怒地对谢富治说:“这是你说的，我不能同意!这事你决定不了，我也决定不了。这样大的事，要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还要请示主席批准才行。”谢富治还独出心裁，要把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卫戌区保卫部合并，改为卫戌区政治部的一个部，因毛泽东不同意才作罢。
1967年2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受到谢富治重用的军管会副主任刘传新掌握了军管会的实权。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出(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诬陷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同时，谢富治还要求全国加快砸烂公、检、法的步伐。周恩來对此忧心忡忡，在接见山西代表时一针见血地斥责了谢富治的行径:“公安部把所有局长的权都夺了，只剩谢富治一个人，这怎么做工作?这是剜心战术。”
8月7日，谢富治与王力，这两个“七二O”事件“英雄”，各发表了一次著名的造反讲话。王力在接见外交系统造反派代表时，煽动要向外交部夺权，打倒陈毅，引起了外交部的大动乱，酿成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劣外交事件。这个讲话被称为“王八七讲话”。同一天，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了“谢八七讲话”，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
1968年4月，谢富治授意刘传新以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名义，写了《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长期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死心塌地为美蒋效忠”，是“反革命集团”。《报告》称“市公安局的特务间谍活动是在刘邓黑司令部的支持鼓舞下”，“在大特务彭真、罗瑞卿、刘仁的指挥下，遵照美蒋旨意进行的”。《报告》上报中央，于10月7日以中发(68)142号文件转发全国，成为谢富治等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根据，在全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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