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杨、余、傅事件之前)每次造反派批斗陈毅，周恩來都参加并让傅崇碧也参加。有一次，造反派在人民大会堂批斗陈毅。陈毅问傅崇碧:“今天还有谁来了?”傅崇碧回答:“还有谢富治。”陈毅诙谐而真诚地说:“今天我请客，吃回锅肉，吃饱了好接受批斗。”陈毅请谢、傅二人一起吃饭时坦率地说:“我陈毅，他们让我检讨，我检讨了。他们非要我讲，我就讲。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过去在红四军前委，党内斗争把毛主席搞下去了，报告中央后，我感觉不对，是我把毛主席接回来的。我那时有错误，脑子里旧东西太多，但我不反对毛主席。”傅崇碧说:“你新的东西也不少，在军内外、在老干部里威信很高。‘文革’把我也搞糊涂了，毛主席过去搞运动，清查、批评干部是有针对性的。现在把老家伙都打倒，我不理解。”当时的谢富治在一旁没有说话，但后来他却向江青告状，说傅崇碧跟陈毅跑，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
谢富治在“文革”中的表现也影响了他的妻子刘湘屏。刘湘屏也是经历过战争年代洗礼的干部，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中几乎是九死一生。她在“文革”中非常活跃，曾担任过国务院卫生部部长。1967年8月19日，批判谭震林的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來临时有事离开，临走时再三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周恩來刚走，刘湘屏就跳上台，直冲向谭震林。她曾在谭震林负责的农林口工作过，谭也算是她的老上级，但现在她声嘶力竭，批判揭发谭震林镇压“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满口污秽，捏造事实。她恶语嚣张，讲到“火药味”最浓时，竟然抡臂打了谭振林两记耳光。在她的带动下，台
下几个彪形大汉跳上台来，将谭震林双手拧后，搞“喷气式，’，拳打脚踢，大打出手，其中一个还将谭震林踩在脚下。谭震林后来向有关人士描述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我永生都不能忘，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在谭振林看来，一些不懂事的毛头小子侮辱他，自己可以原谅;但对于刘湘屏这样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这样侮辱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原谅的。
炮制《公安六条》制造冤案
谢富治的工作主要是在公安系统，他对公安系统造成的危害也最大。1966年12月，谢富治炮制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谢富治还“谦恭”地写信给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等人，说“因为我们水平低，不可能搞出一个像样子的东西出来”，“千万请你们几位同志帮助写一下”。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发布了《公安六条》。这个((公安六条》造成了大量的冤案。根据该文件规定，凡是攻击毛泽东、林彪的，都是“现行反革命”，“以现行反革命论处”。而在实际工作中，又扩展到了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不满的，一也是“反动行为，’，要“依法惩处”。谢富治起草的这个文件，不仅使人们不能对毛泽东和林彪有一句不满的言行，而且也不能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有不满的言行，稍有不满便治以重罪。当批斗“走资派’，开始成为主流后，一些干部子弟的红卫兵不理解，组成了“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联动”打出了“打倒谢富治”的口号，在1967年6次冲进了公安部。谢富治秉承中央文革小组的意旨，下令先后抓起了‘400多名“联动”成员，投人狱中。他恶狠狠地说厂‘联动’是一批反革命分子，将来我非枪毙他们几个不可，要杀一儆百’！
1968年1月，康生伙同谢富治制造了云南“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群众受到迫害，致使1.4万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伙同谢富治制造了内蒙古“内人党”冤案。“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25年经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批准成立，大革命失败后就已不复存在。但康生说:’’军队内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也附和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在这一冤案中，34:6万余人受到诬陷，1.6万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师范学院专案组派出两个人前往青海某监狱提审一个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亲、文人姚蓬子的历史。案犯详细地交代了姚蓬子叛变和加人特务组织的情况，并写了证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员盖章时发现是有关姚文元父亲的问题，认为他们是炮打姚文元、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便向青海公安厅报告，将两个调查人禁闭起来。谢富治接到青海来电，大发雷霆，立即把同意调查的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叫来训了一通:“姚文元的父亲，你敢随便答应人家调查，你的胆量这样大，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而后谢富治又具体指示: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的恶毒阴谋。两个外调者被抓起来，用飞机送到北京。上海师范学院姚蓬子专案组被解散，有关人员被隔离审查。同时，将姚蓬子的材料用专柜封存，运四川档案库，规定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7月，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他对参加的工作人员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多起假案、错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
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特法字第一号指出:“同年(按:1968年)十二月，谢富治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名单。”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现一份不同寻常的传单《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进行着的“文化大革命”，指出这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大破坏，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在那里兴风作浪，指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为这些“左派”撑腰的是林彪。传单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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