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细君精通音律，能诗会歌，善弹琵琶。琵琶创制的直接原因，在于刘细君的远行万里，汉武帝使其“作马上之乐”。唐人段安节在《乐府杂录》中明确指出：“琵琶，始自乌孙公主造”。可以说，琵琶的工艺流程是出于匠人之手，但是刘细君才是它音乐原理的设计者和审定者。看来，王昭君的才艺也明显逊于刘细君，令人可惜的是琵琶并没有让刘细君出名，后来反而戏剧性的成了让“昭君出塞”名扬四海的典型道具。
根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刘细君在乌孙思念家乡时曾经作了一首《黄鹄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④”这首歌词扣人心弦，催人泪下，一直为后世所传诵，被称为是历史上的第一首边塞诗，以至后来人们把“乌孙公主”作为黄鹄的别称。仅凭这首《黄鹄歌》，就足以使刘细君扬名千古。传说王昭君出塞后曾作过一首《怨旷思维歌》⑤，但正史并无记载，不过是后人托王昭君之名所为。因此把刘细君称为“第一位名传史册的和亲公主”或“和亲公主中的第一位才女”是名副其实的。严谨的史学家班固在《汉书》里记下了许多关于刘细君的文字，其叙事之详以及分量之重，远非同类人物可比拟。然而遗憾的是两千年以来，历代的艺术家们对她是不屑一顾，王昭君则依靠着各种艺术的传媒已成为神州大地上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当今有影响的辞书甚至电脑打字的智能字库里，关于“王昭君”或“昭君”的条目均予以收录，但刘细君的名字却很难找到。
汉太初年间（应该是前101年），汉武帝封刘解忧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岑陬。这一去就是整整五十年，为了汉朝的江山，为了民族的和好，刘解忧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的满腔的心血智慧，先后嫁给父子两代三位国王，身历四朝变迁，历尽沧桑,受尽委屈，经过了无数惊涛骇浪，血雨腥风，化干戈，定基业，她个人经受的苦难和对民族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了王昭君。
汉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左右，解忧公主上书汉宣帝表示“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情词哀切，天子为之动容，派人接回了解忧。汉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年逾七十的解忧公主携三个孙子终于回到了阔别了整整半个世纪的长安城。红颜离家，皓首归来，长安繁华依旧，女儿青春不再，不独公主自己，连汉宣帝都感慨万千，以极高的规格接待和安置了这位大汉的功臣。解忧在长安安享了两年的晚年时光后去世，从乌孙带回来的孙子们为她守灵⑥。这之后过了16年，才有“昭君出塞”。
就历史事实而言，王昭君实际上只是刘细君、刘解忧等等公主们西汉“和亲浪潮”的余波。无论在时间的先后、处境的难易、贡献的大小和当时的影响等方面，王昭君都难以同刘细君、刘解忧相比。然而，历代的文人墨客却偏偏对王昭君情有独钟，近两千多年来，有关王昭君的诗词、戏剧、音乐、绘画等文艺作品真可谓是层出不穷。
对于王昭君和刘细君、刘解忧，艺术家们为什么都抱着一种厚此薄彼的态度呢？只要经过反复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就会感到王昭君的独特典型和引人注目就在于她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她命运的悲剧性、身世的平民性、史料的模糊性决定了历代艺术家对“昭君出塞”的“点击率”攀高不下。
历史学家和艺术家的思维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理性的，给了公主们较多的文字记载；而后者是感性的，赋予了平民弱女子更多的文学遗产。我们研究“昭君文化”，不能只看见王昭君，还要研究与她同时代的同类人物，甚至应该去研究一下唐朝的文成公主，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去研究她们的历史资料以及后人对她们形象的艺术塑造。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和亲公主们在历史上的贡献，也只要这样才能弄清为什么只有“昭君文化”能够延续两千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悲剧性平民性决定了王昭君题材创作繁荣的可持续性
人类社会虽然在不断的进步，但战争、贫穷、饥饿、灾害等等仍然长期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因此悲剧不仅过去是现在还是甚至将来都永远是文学文艺创作永恒的体裁之一。“作为审美对象，悲剧是人的社会实践暂时遭到失败，暂时被客观现实所否定，因而表面看来，悲剧效果的畏惧与悲悯，最为人们所注意⑦。”当然，这种“注意”既来自于悲剧的作者，也来自于悲剧的读者或观众。除了母系社会短暂的荣耀，女性在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中，相对于男权社会基本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那么平民阶层的弱女子的爱情悲剧是艺术家更为关注的创作题材。因此，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复活》、美国德莱塞的《嘉莉妹妹》、中国元代关汉卿的《窦娥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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