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议一改数百年之否定而为肯定，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反映着20世纪前50年的“社会气候”，这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首先，当梁启超奋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之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思想自然会与梁启超等人主张通过变法改良以图中国强大的思想联系起来，因而梁启超等人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学界的一种共识。
其次，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他的民生主义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多有吻合之处。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对二三十年代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虽然研究者对王安石诸项新法的实施及作用有不尽相同的看法，但在肯定王安石的“权制兼并，均济贫乏”的变法思想上则是绝对的一致。
第三，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其训政寻找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倡导研究王安石变法，这种官方的提倡和肯定态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当时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价值取向。
第四，二三十年代传入我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对重新认识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思想观念的转变影响最大。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重新评价时，一般地会呈现出两种情况，一是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的诸项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事件的王安石及其变法。
三
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后20年的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论文约九百多篇，出版专书约80余种。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都与20世纪前半叶有很大不同，因而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议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领域占据支配地位。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工作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进行了再评价。虽然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肯定性评价，但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不同，在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性质和时代上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20世纪前半期的肯定又不尽相同，这种不同表现在：
1．以斯大林五个社会形态理论把中国历史分成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五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