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王安石自己内心深处也许并不矛盾。在他看来，“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足够他用来构建改革“思路”。这和宋朝初年统治者高唱“半部《论语》治天下”，有异曲同工之妙。僵化、拘泥的儒家经学在他身上的影响实在太深了。
王莽企图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度，没有成功。王安石对此也抱有浓厚的兴趣。熙宁二年，他在与宋神宗讨论农民丧失土地问题时，把目光投向西周的井田制度上，他对皇帝说，必须限制民众占田的数量，就像古代的井田制度，比如王莽就把全国的耕地改名为“王田”（国有土地），打算重新分配。宋神宗表示异议：如果设法让人民知道利害，不再兼并土地，是可以的；如果剥夺人民已有的土地，作为限制的手段，那是不可以的。他的设想只能作罢。两年以后，他在和宋神宗讨论“方田均税法”时，再次提及井田制度。他说，“方田均税法”近似于井田制度，井田制度不是不可以仿效，只是难以速成。原因在于，如今富者田连阡陌，不可以剥夺，但是可以制订办法来限制土地兼并，达到人人“自勤于耕”的目的。结果，“方田均税法”在一些地区试行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得不半途而废。
你看，改革的“思路”竟然如此奇特，始终跳不出《周礼》的框架。可以设想，即使没有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也难以持久，失败是必然的。现代历史学家出于对王安石的尊敬，为变法的失败感到惋惜，埋首于史料当中，想寻找“新法”究竟在那些环节出了问题。比如说，是不是“均输法”、“市易法”过于理想化，是不是“免役法”过于超前，是不是“青苗法”具体措施失当等，显然是舍本逐末，过分纠缠于细节，缺乏历史的宏观视野。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和赖肖尔写的《中国：传统与变革》，关于王安石变法，说得很深刻：王安石“像汉代的王莽一样，宣称他的改革符合古代经籍的内容”；“与王莽相仿的另一方面是，王安石被作为社会主义者受到指责和赞扬，但其动机并不比他的著名前辈具有更多的社会平等思想。”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唐突，却是意味深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