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提出批评，而博古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并且强调说：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①作为作战科长，宋时轮出于协助总指挥做好各方面军事工作的目的，同列席会议的江西军区负责人陈毅交谈时，从多方面了解了毛泽东关于反“围剿”作战的方针与方法。1986年10月，宋时轮回忆说：第二次宁都会议时“陈毅还与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一同建议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作报告，其用意是给毛泽东提供申述观点的讲台，但未获会议主持人的批准。”②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③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的路线，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仓惶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4人做出组织处理：邓小平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重提旧事说：“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由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和共产国际都有很大的影响，临时中央不便点名批判，博古等人就拿邓、毛、谢、古开刀，借以打击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一语道破说：“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 　　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是以博古为首领导反对“江西罗明路线”条件下召开的，宋时轮在这个会议之中和会议之外，发表了一些同会议中心议题相反的意见。1953年初，宋时轮忆述道：“我当时的中心意见是谢维俊、毛泽覃两同志在江西第四、第二两分区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政治和军事的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各该区域的工作，不管从做法和结果上来看都应该认为功劳是主要的，错误缺点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基本错误，那么成绩的结果就无法解释。因此，我觉得应从实际的具体事实来看问题，决不能单纯坐在房子里面来想问题，乱加上一些帽子，戴在人家头上，就算作是你的错误，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会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做工作了。因为这是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④总之，“不要委屈谢、毛两同志才好”。在反对“江西罗明路线”及邓、毛、谢、古的问题上，宋时轮的意见没有得到与会人员的重视，也没有得到认可。 　　 　　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1933年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50万兵力，实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的原则，在美国、英国、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开始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不久，红一方面军确定在北线乐安、永丰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配合方面军主力作战，中共临时中央决定：江西军区兼东北战区指挥部同时兼西方军指挥部，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军区代理参谋长、西方军参谋长，编入西方军的部队有独立第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团，工人师、第十四师和江西军区地方游击武装。宋时轮协助陈毅组织指挥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1934年2月中央警卫师改编为第二十三师）和西方军各部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深入敌后袭扰敌人，破坏交通截夺辎重，瓦解敌军并组建新的游击武装，对密切配合方面军主力反“围剿”作战发挥了主动的和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指挥独立第二、第三团，在新淦、崇仁间七琴街地区作战，击溃保安第二师，活捉师长李向荣。“中革军委认为，独二、三团这种壮烈的动作，足以为各部队挺进游击的模范”，⑤由于战绩突出，获得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授予的“挺进游击的模范”奖旗。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的结果，将“邓、毛、谢、古弄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这件事的结果使宋时轮很痛心。在医伤的过程中，开始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不愿在地方部队工作的思想情绪。伤愈后，他反复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经批准，如愿以偿。 　　宋时轮打点行装，于1934年初春踏进早已向往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校门。中央红军大学也称“郝西史大学”（简称“红大”），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何长工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校址就在瑞金县城。宋时轮到红大报到后，被编到上级参谋科，没有编入上级指挥和高级指挥科，他心里好大不愿意，觉得一个军的参谋长，即使是从江西军区地方部队来的一位参谋长，怎么说也是一级部队的指挥员，到指挥科是正当的，为什么要编到参谋科呢？就是心里不愿意，他在组织上还是服从了，初来红大“并且是组织上的决定，只得服从”。 　　在参谋科学习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红大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自中央直至支部乡政府，每个工作人员……必须参加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工作……帮助当地红军家属耕田、收获、砍柴、挑水等工作”，⑥组织优待红军家属礼拜六的工作。这次是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负责上泥的一位参谋科的同学，每担弄得都很重，而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的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告诉负责上泥的同学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可是结果这一担装得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⑦ 　　礼拜六优待红军家属活动结束，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那位年轻同学向党小组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马上就开了他的“斗争”会，会上他反复申明原话是：“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又不是罚苦工，你为什么要这样搞！”但是，那位年轻的同学硬是坚持说：宋时轮讲的是“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其他同学因当时都不在场，不了解事情的真实面目，随声附和说：宋时轮对错误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他的直率、坦诚和实事求是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更加愤怒地说：“你们想学得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那就杀了我的脑袋我也不干。”党小组没能解决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支部决定给他警告处分。越是带有强迫性质的批评、处分，他就越是不能接受。支部解决不了的问题又提交给红大，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宋时轮，就是在全校会议上“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以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在全校大会展开斗争后，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三个月”的处分。 　　提出宋时轮“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问题的领导，1933年2月4日曾签发训令指出：红军中过去肃反工作主要的错误是肃反机关没有系统的建立肃反工作制度，而是由军事的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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