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孙中山在日本妥善处理了与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婚约。他把卢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协商办理离婚手续。卢夫人虽然是个没有文化的旧式女子，但深明大义。她与孙中山结婚完全是由父母包办，婚后俩人长期分离。她自感学识不够，两人在理想、志趣、知识与生活习惯上都存在很大的距离，缺乏感情，徒有夫妻名分，因此，同意和孙中山签订了离婚协议书。
随后，孙中山请香山县同乡朱卓文和他的女儿、宋庆龄童年时代的好友慕菲雅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10月中旬，宋庆龄会见了朱氏父女，阅读了他们带来的孙中山的信。信中请宋庆龄立返东京，面谈要事。朱卓文还向她面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宋庆龄为此深受感动，她毅然决定离家出走，回到孙中山身边。后来，她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到当时的经过时说：“那天晚上，“我从窗户里爬了出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来。”随即偕同朱卓文父女登上轮船。10月24日，他们抵达东京。孙中山怀著激动的心情，亲自开著汽车，提前40分钟到车站迎接宋庆龄。对她离家俬奔这件轰动一时之事，宋庆龄曾于1927年5月在武汉向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亲口讲述过。她笑著告诉斯特朗，她是怎样反抗家庭包办的婚姻，从而震动了上海的上流社会：“因为像我这种家庭的女孩子是从来不解除婚约的，并且私奔到日本，和孙博士结合。”这件事突出地显示了宋庆龄不屈服于任何传统世俗观念，不屈服于各方面的压力，坚决走自己选定的道路的可贵勇气与独立性格。对此，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评论道：“在她的婚姻问题上，宋庆龄不屈从父母，第一次显示了她的勇气。她为伤害了他们而感到痛苦，但没有动摇她的决心。她继续不屈从于任何人和一切企图对她施加的压力，不去做或不去说她内心认为违背中国或中国人最大利益的任何事情。在未来的艰难岁月中，由于她的正直、诚实和无私的行动，甚至那些不易对付的、对她爱挑剔的人，也认为她是中国的良知。”
到达东京后的第二天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到牛迂区袋町5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举行结婚仪式，并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誓约书》原文为日文，译文是：“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当天下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大久保百人町350番地（即今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23号）的梅屋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宋庆龄头戴大花边帽，身穿淡雅雍容的裙服，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和她手拉著手进门来到中庭，等待在那里的摄影师为他们摄影留念。当晚，他俩宿于东京青山原宿109号。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事，曾遭到孙中山的一些亲朋和战友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认为很不妥当。在孙、宋结婚时，除廖仲恺、何香凝和陈其美外，当时在东京的中华革命党人都没有出席他们的婚礼。对此，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对反对他同宋庆龄结婚的同志说：“我不是神，我是人。”他胸怀坦荡地表示：“我爱我国，我爱我妻。”反对最强烈的依然是宋庆龄的父母。宋嘉树发现女儿逃跑后，立即和妻子倪桂珍乘客轮赶往日本。可是，已经晚了。当他们赶到东京时，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已经举行完毕。但是，宋嘉树夫妇在回国后，还是特地为女儿结婚补送了一套精致古朴的家具和百子图缎绣被面作为嫁妆。宋庆龄一直视这份嫁妆为最珍贵的纪念物，在以后的几十年，始终珍藏在身边，寄托了她对父母的一片深情。
对宋庆龄来说，她把结婚视同上学。她在婚后写给她的同班同学安妮·安德逊的信中说：“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是去上学。不过，那里没有考试来麻烦我罢了。”事实上，宋庆龄结婚后的确是走进了一个崭新的大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到了很多很多，使她成为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理论“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的坚定的革命者。
孙中山对与宋庆龄结合同样感到非常幸福。他在1918年10月17日结婚三年之后，写给他的老师詹姆斯·康德黎的信中自豪地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两开大帅府蒙难在羊城
宋庆龄结婚以后，与孙中山一道积极地投入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三次革命”。当时，讨袁烽火在全国各地燃起。1916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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