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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三联会师前后的任弼时

 
 

李荣珍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影响,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时为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治委员的任弼时,受命于危难之际,率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创建根据地。8月7日,出任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弼时与肖克、王震等六军团负责人一起率红六军团开始突围西征,连续行军作战近80天,跨越赣、湘、桂、黔五千余里,突破敌人数道封锁线,于10月24日在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胜利会师,完成了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之后,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率领下,开辟湘鄂川黔新苏区,扩大兵力2倍左右,吸引了敌军用个团与之作战,有力地支援了已经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行动。

 

    一、四方面军相继长征后,红二、六军团成为南部敌军的主要攻击目标,蒋介石部署130个团和地方武装共计30万人对只有2万人的红二、六军团实行军事围剿。面对敌人层层围困,任弼时、贺龙决定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部队摆脱敌军重兵围追堵截,完成了从湖南挺进到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战略任务,之后,又取得了乌蒙山千里回旋战的胜利。在此期间,部队与党中央电台失去联系,后虽收到过一次党中央的明码电报,但用密码回电时只与红四方面军电台接通,双方保持联络。

    对红二、六军团长征后的战略方针怎样定?是在云贵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是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进而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这一直是任弼时多方考虑的重大问题。他曾多次电询红四方面军,索要与中央联系的密码,并请四方面军将红二、六军团的活动情况转报中央。然而,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对红二、六军团的行动去向态度一直是暧昧的。他先是反对二、六军团长征,"你们现处地区很重要,应坚决在现地区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继续逃跑",继而又于1936年3月23日以朱德、张国焘名义发来电报,要求二、六军团"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张国焘的态度犹豫不决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想二、六军团北上会师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和中央对抗的资本。他在5月30日给中共驻国际代表林育英的电报中就诘问:对二、六军团如何领导?"弼时快到了,不能再不确定,请速明白答复。"二是怕任弼时来后对他不利,故又期望二、六军团留在江南。为慎重起见,任弼时又于3月29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活动的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而张国焘3月30日的复电仍是很不明确:"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汇合一同北进,亦可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

    虽然任弼时当时对党中央的情况不甚清楚,对局势分析也缺乏情报,但他以政治家的敏锐和战略家的高度考虑到日军正在侵华,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正在陕晋之间活动,四方面军在川北从为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由南方的中心转到以西北为中心,而北上抗日,一致对敌将是中央的主要决策。因此,任弼时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毅然作出放弃原定在南北盘江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共同走北上抗日之路的决定。

    3月30日,红二、六军团在盘县召开领导人会议,正式确定北上路线,之后,渡过金沙江向四方面军所在地进发。

    1936年6月3日,红二、六军团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1日,经过两月转战行军的红二、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等人见面。

    甘孜会师,标志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在北上途中,张国焘对待远征而来的红二、六军团采取欺上瞒下的方法,企图拉拢更多支持他的人。在两军未会师之前,张国焘就要求部队不要将另立中央的真相暴露,还让干部作好去二、六军团工作的准备,并下令用电台直接指挥红六军团。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任弼时离开红二、六军团,另派政委。并派出工作组到二、六军团,送去内有攻击毛泽东、党中央内容的《干部必读》等宣传材料,还要求任弼时召开会议,以取得两军的"一致性"。

    张国焘的这些做法使任弼时警觉起来,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事关全党全军团结统一、事关能否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严肃斗争,必须慎之又慎地处理好。任弼时认为这场斗争必须坚持团结的方针,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于是在会师当天,任弼时就设法要来与中央联系的密码本,当晚即与中央恢复联系。任弼时将红二、六军团的详细情况报告党中央,党中央也及时将重要批示直接发给二、六军团。老红军江文回忆道:"我们收到中央连续发来的3份非常重要的电报,其-是中央决定成立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辖二、六军团外,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编制;其二是中央给弼时同志一份亲译电报,内容主要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持斗争,又要讲团结,推动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其三是8月30日电令红二方面军向甘南进发,开辟甘南根据地。"

    为弄清一、四方面军分歧真相,更好地贯彻党中央的北上会师精神,任弼时在过地的行军中,接受朱德的建议,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行动。在此期间,他曾与朱德等人多次交谈,为促进党的团结而忘我工作。张国焘也承认:"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认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任弼时认为"所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我对于他这种热情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

    任弼时与徐向前的谈话得到徐的积极响应,给他留下了任弼时"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的印象。

    任弼时在与傅钟的谈话中说道:"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途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还说:"责任全在张国焘"。任弼时多次谈话使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制造的思想混乱和分裂行径有了深刻的认识,澄清了是非,团结了同志,使二、四方面军团结一致,按照党中央指示的北上路线顺利前进。

    对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干部必读》等材料,任弼时明确提出要与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相一致,并下令销毁。同时要求红四方面军派到二方面军的干部要讲团结,不要讲与党中央不一致的东西。对张国焘提出的召开会议取得二、四方面军的"一致",任弼时策略地回答:"有争论结论怎么做?""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同张国焘只好作罢。

    7月10日,任弼时给党中央发了一份长电,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建议:"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觉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应该'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产生党内党外的最高领导机关。"在地行军中,任弼时再次致电中央:"六中全会问题国际是否已回电,请告,这会议能求得在短期内召集为好。"

    任弼时提出: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成见和不好印象。他还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只有做好"政治上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任弼时还认为:"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并及时将各方面情况和想法通报二方面军领导人。在任弼时的建议下,三军同时开始了大会合的教育,为红军大会师创造了思想统一的先决条件。

    对任弼时提出的加强统一领导的建议,中共中央非常重视。7月12日发来电报:"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遣负责代表出席。"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共产国际:'"据弼时来电,已商得朱、张同意,认为亟须统一红军领导,主张到甘肃开会解决。我们已同意开大中全会,昨亦告诉你们了。我们估计,弼时及二方面军的干部不会赞助国焘的观点,至朱德同志,过去与中央完全一致,分离以来受国焘挟制,已没有单独发表意见的自由,但我们相信基本上也是不会赞同国焘的。"由此电可知,中央对任弼时的党性是极为信任的。

    对三个方面军加强团结教育的建议,党中央也欣然同意。8月3日发来电报:"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已将你们的来电通知全苏区红军,并号召他们以热烈的同志精神,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贺龙、关向应也给任弼时复电:"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

    会师在即,走出地,进入甘境的二、四方面军应该进行怎样的战略部署,党中央于8月12日发来《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及国民党各派统战策略的建议致朱张任电》指出:"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由此任务之执行,以配合并推动全国各派统一战线,达到大规模抗日战争之目的。"要求"二、四方面军尽可能的夺取岷州或其附近作为临时根据地,控制岷州附近洮河两岸之一段。""完成上述任务后,实行三个方面军在甘北之会合,扩大甘北苏区,准备进攻宁夏。"根据中央指示,西北局研究分析了甘南敌情,制定了《岷洮西固战役计划》。8月5日至12日,二、四方面军分成三路纵队从包座出发,开始实施《岷洮西固战役计划》。至9月7日,战役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一纵、二纵先后攻占临潭、漳县、渭源、通渭4座县城,控制了岷县、陇西、临洮、武山、宕昌等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区域广大的临时根据地。

    8月30日,党中央根据胡宗南部回开兰州,蒋介石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等情况,对红军作战计划再作调整,发出《关于冬季以前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要求二、四方面军应"发展甘南作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同时巩固与发展陕南苏区,使之成为另一战略根据地,与陕北、甘北相呼应",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康县地区,再与王均部作战。中央强调,"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最为重要"。为执行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制定了《成徽两康战役计划》,同时,为完成党中央交付的这一"最重要任务",任弼时于9月初回到红二方面军。9月8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委关向应,在哈达铺联名签发"成徽两康战役"的基本命令。11日至19日,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等指挥下,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4城,控制了西和、礼县、天水及陕西凤县、略阳等地的广大农村,与一、四方面军形成理相呼应,互为犄角的新局面,为最终实现三军大会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两个战役行动期间,作为西北局副书记的任弼时参与制定了许多重大战略决策。从北上开始到哈达铺,任弼时一直随四方面军总部行动,并主持西北局工作,与党中央保持联系。"岷洮西固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任弼时都及时请示中央并通报进展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了依据,因此,任弼时不仅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一位军事家,是红军会师阶段行动的策划者和执行者之一。我们现在看到的《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原件正是由任弼时保存下来的那一份。同时,西北局发布的《关于目前红军进入西北地区组织临时革命政权问题的决定》、《关于甘肃红军新占地区的组织的决定》等文件,均是任弼时为主的西北局集体领导的智慧结晶。

    在二、四方面军占据甘肃南部和一方面军控制海原、固原部分地区后,党中央决定实施以打通国际路线为目的的宁夏战役计划。9月14日,党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一方面军主力"10月底或11月初从同心城、豫旺之线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12月渡河占领宁夏北部";"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二方面军在陕甘边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之线南北区,与四方面军互相策应,并联络陕南游击区"。同时,要求三个方面军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来实现这一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

    根据这一计划、红一方面军派出两个支队向南挺进,红二方面军拟出凤县、宝鸡,右纵队已从康县向略阳进军。而四方面军的行动由于受到张国焘的阻挠,于9月18日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西北局会议,这次会议任弼时虽然没有参加,但大多数西北局成员反对张国焘的西进意见,最终通过了以会师为目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准备在静会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对敌。然而,就在朱德已率部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第三天,张国焘就公然推翻北进计划,命令部队调头西进。为此,朱德立即将这一情况及时电告中央及西北局成员,准备开会解决进军方向问题。

    中央对张国焘的出尔反尔立即予以制止,9月27日,给四方面军发去电文:"万祈决策北进,共图大业,免使再分难台,各陷不利地位,至祷至盼。"同一天,发给二、四方面军的电报又再次重申中央意见: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有不能完成任务之危险。同时,党中央还电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对于张国焘的行为,任弼时等人早有察觉,9月19日,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联名致电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样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建议发出后,立即收到中央回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刘、关四同志之意见,以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对中央发布的要求四方面军北上的静会战役计划,任弼时等给予坚决支持:"静会战役计划巳收到。我们认为这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形势上需要的正确决定,而且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能得到统一集中领导。我们同意毛、周、彭所提议六人军委主席团组织,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为着配合一、四方面军之行动,我们拟以六军全部开出都宝地区,策应你们,并号召全体庆祝一、二、四方面军之大会合。"同时,任弼时等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强调"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比过去任弼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和红军发展前途有损",吁请正在南下的红四方面军立即"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

    鉴于党中央的一再指示,以及任弼时等人的吁请和朱德、陈昌浩等人的反对,张国焘被迫放弃西进主张,重新下达北上命令。

    张国焘的延误使得胡宗南部到达陕南对二方面军形成威胁,同时,敌毛炳文、王均、孙震部队北面、南面夹击红二方面军,使二方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鉴于敌情严重,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于10月1日给中央军委和朱、张发去电报,准备北渡渭河转移。经党中央批准,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开始向北转进。任弼时、贺龙率二方面军渡过渭河,摆脱敌军追击,迅速到达通渭一线。此时,一、四方面军会师的喜讯传来,使二方面军指战员深受鼓舞,加快步伐北进。10月18日,在会宁老君坡,二方面军先头部队与一方面军二师五四胜利会师。22日,在静宁将台堡,任弼时等与邓小平聂荣臻左权等人亲切会面。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终于胜利实现。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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