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在把眼睛盯上了中南海的同时，竟然忘乎所以地又瞄上了老革命家朱德。他们鼓动中南海造反派闯进朱德的家里，贴大字报，并且要求朱德“滚出中南海”。朱德听说造反派冲到家里来了，便从玉泉山赶了回来。他看到造反派贴的大字报、大标语后，气愤地说：除了“朱德”两个字，剩下的全是一派胡言！
戚本禹在那一段时间里，鼓动红卫兵大闹中南海，确实搞得太过分了。他犯了众怒。
周恩来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面对全国动荡的局势，毛泽东决定动用人民解放军，采取“支左”的办法，稳定一下混乱的局势。但是，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鼓动造反派搞乱全国之后，又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这个口号下，各地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人民解放军，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等严重事件，最后引发了影响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但他们并没有收敛，又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夺了外交部党委的权，最终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事件。在这一系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特别是戚本禹，不但是这些事件的积极鼓动者之一，更是冲击中南海的直接指挥者。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组，并且认定中央文革小组里面有坏人。这些坏人，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而最早提出解决“王、关、戚”问题的，就是周恩来。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６日，毛泽东在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经过慎重考虑，下决心要解决“王、关、戚”的问题。
但毛泽东在下决心解决“王、关、戚”问题时，觉得对戚本禹先不抓起来，还要看一看，争取一下。因此，周恩来在执行毛泽东的决定时，只是宣布对王力、关锋实行“请假检讨”，不但没有动戚本禹，而且在钓鱼台开会宣布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时，还让戚本禹发了言。
王力、关锋、戚本禹在中央文革小组中并称为“小三”。之所以将他们并称为“小三”，不只是因为三个人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而且因为他们三个人关系很好。王力、关锋都比戚本禹年长，因此，戚本禹常称王力、关锋二人为兄长。现在，两个兄长倒了一双，戚本禹自然也心惊肉跳。虽然他在解决王力、关锋的会议上发言批判了王力、关锋，但他心中有数：离自己垮台的日子也不远了。但是，戚本禹并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结束。他知道毛泽东对他手下留情之后，抱有一丝侥幸心理，以为毛泽东过去很赏识他，会对他继续手下留情，放他一马的。
于是，他开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关锋了。他在批判王力、关锋时，把王力、关锋称为野心家，并把他们三个人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指挥下一起干的不少坏事，都往王力、关锋二人身上推。他给毛泽东直接写过揭发批判王力、关锋的材料，目的是通过积极揭发批判王力、关锋二人，好好表现自己，以求自保。
但是，对“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动乱负有更大责任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在毛泽东８月２６日的谈话传下来后，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把一切问题都推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身上。他们给“王、关、戚”扣上了“变色龙”、“小爬虫”的帽子。他们也不允许戚本禹单独逃脱。戚本禹明白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的意图后，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毛泽东求救。
１９６７年９月４日，戚本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先批判了王力、关锋一顿，说王力、关锋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接着，戚本禹自我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从这封信中明显可以看出，戚本禹还是想把问题往王力和关锋身上推，对自己则只说没有看出来王、关是坏人，要负部分责任。
毛泽东看了戚本禹的这封信后，于９月７日在这封信上写下了批语：“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事实上，在抓了王力、关锋之后，毛泽东此时已对戚本禹的表现极为不满。而对戚本禹更为不利的是：当红卫兵知道毛泽东对王力、关锋、戚本禹不满意时，立即把矛头指向了尚未被揪出的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北京街头出现了一批大标语：“戚本禹算老几！”“戚本禹是‘中央首长’吗？”“戚本禹滚出中央文革！”此前，红卫兵小报对王力和关锋进行批判时，就已经涉及了戚本禹。现在，红卫兵小报对王、关批够了，开始集中火力批戚本禹了。
１９６７年１２月，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召集几个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