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缪伯英主持湖南妇女工作期间，正值大革命高潮。1925年3月12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幸病逝，长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悼念会，身为悼念会筹备处职员的缪伯英在会上发表演讲，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事迹和国民革命的主张。在她的组织下，第一女师附小演说队和花圈队活跃在长沙街头，给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党还派她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不久，青岛、上海相继发生惨案，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运动，声援青岛、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爱国斗争。为此，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应运而生，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等被选为执行委员，领导开展罢工、罢市、罢课，以及查禁销毁仇货的斗争。
在缪伯英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最为壮观的是6月5日举行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高举校旗，昂首前进，队列整肃，群情激愤。时天下大雨，男生多赤足草鞋，女生是袜套草履，全无雨具。雨水淋湿了衣襟，他们一手抹着头发上的雨水，一手振臂高呼口号，旁观者无不为之感动。
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使湖南的赵恒惕军阀政府坐卧不安。赵恒惕下令对长沙实施戒严，“宣传过残者斩!”“扰乱秩序者斩!”的布告比比皆是，一批爱国人士遭到杀害。为了救济参加爱国运动的受难者，缪伯英以省女界联合会的名义，邀请省会各社团负责人在第一女师附小开会，筹备成立济难会，她被推选为筹备委员会主席。
1925年6月25日，26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因为她外出为革命奔走，时常不能回家，因此，何重九刚出生，就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参加了募捐队，投入了声援五卅罢工工人的学生运动。缪伯英引导他说:“帝国主义这个东西不打是不倒的，你看英、日都是一个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弟弟!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习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缪伯英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她与出席会议的左派代表一道，在会上揭露和斥责“西山会议派”的分裂行径。回到长沙后，她领导省女界联合会筹备湖南省纪念三八节大会，并担任大会的主席。她邀请陈章甫、周以栗等著名共产党员登台演说，扩大了我党的影响。接着，她又与李维汉、罗学瓒、陈章甫、周以栗、夏明翰、肖述凡等人，共同组织了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湖南纪念大会。在会上，她做了《广州政府之近况》的演说，把广州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准备誓师北伐等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了三湘四水。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爱国女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在示威游行时被前来镇压的反动军警杀害。消息传来，激起湖南人民的极大愤怒。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大会发出六项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驱赵运动高涨，成为反对北洋军阀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推翻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长沙市民3万余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提出《对湘主张之二十四条》，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并且与周以栗、张汉藩3人担任常委，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迎接北伐军入湘的斗争。3月11日，赵恒惕被迫宣布“辞职”，12日，自长沙逃走。
不久，吴佩孚调集精锐部队南下，向湖南进犯。与此同时，北伐军挥戈出师，双方交战激烈。缪伯英亲率湖南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