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的道路上，她与何孟雄志合道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发展成为爱情。1921年秋，两人结婚。婚后，他们住在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寓所。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缪伯英、何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革命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斗争风暴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担任北京地委书记的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工作，她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罗章龙、高君宇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后，立即显示出强大无比的威力，罢工运动相继兴起，从南到北互相呼应。缪伯英与战友们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1922年2月间，还组织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从经济和舆论上支援香港海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且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同年8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的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不久，她又南下南京，帮助南京进步妇女组织了女权运动同盟南京分会。
1922年底至1923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是个声名狼藉、不学无术之徒。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不愿与他共事，“挂冠”离去，从而在北京学生中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挽蔡驱彭”运动。刚从南京回来的缪伯英，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立即转赴武汉，在1923年2月6日召开的武汉各团体代表大会上历数彭允彝的罪行，呼吁各界民众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斗争。在武昌停留期间，她还鼓励正在开展学生运动的湖北女师学生坚持斗争。
1923年2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后来，这次罢工因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缪伯英与几个同志秘密在北京骑河楼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散发，以唤醒工人继续斗争的勇气。他们还到长辛店等地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对缪伯英的工作很满意，曾赞誉她是“宣传赤化的红党”。
1924年6月，缪伯英在女高师的学习已临近毕业。这时，党内出现叛徒，在狱中供出了“男党员李大钊、黄日葵、范体仁、高尚德、刘仁静、李骏、方洪杰”，“女党员陈佩兰和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中共北方区委得知这一紧急情况，立即通知已暴露身份的同志转移。缪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匆匆乘车南下，回到长沙乡下的老家。不久，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北洋军阀曹锟赶下台，原军阀政府对共产党人的通缉，也就不了了之了。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来到省会长沙。长沙是缪伯英早年读书的地方，一女师是她的母校。此时，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主事 (即校长)。当时，何孟雄住在岳麓山上的蔡锷墓庐，一面养病，一面读书，还兼视察粤汉铁路工人运动的任务。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则仍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杰出的妇女工作领导者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请她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据李维汉回忆:“1925年初，我去省立一女师附小访问伯英同志，代表湘区委员会请她担任妇委书记，适何孟雄也在，都是第一次见面。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伯英同志在妇女解放运动和组织妇女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方面，都做得出色，有显著成绩。她对党忠实，对革命负责，诚实朴素，沉着勇敢，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能灵活地用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策略。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工作者。”1925年3月，由湖南团省委执委会指定“平之、述凡、子璋、罗问哉(女)与CP妇女部缪伯英(女)联合组织一妇女运动委员会”，并推定缪伯英为主任兼做宣传工作。
第一女师附小除缪伯英外，还有几个党员，如她的族兄缪天民，担任附小的庶务。他们将师生员工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