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籍、卢仝等同时代作家眼中,孟郊都是一个时俗罕见的笃行古道之士,而孟郊的个性,也正如斋藤茂先生所说,直到遇见韩愈才充分发挥出来[13]。因为他人的赏识常常是激发自己潜能的一种动力,尤其是在应试铩羽、倍觉挫折之际,韩愈等人的欣赏,对笃行古道的孟郊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增强他的自信和自持力。有关孟郊的好古及其原委尤信雄先生已有细致分析[14],独韩愈《孟生诗》提到孟郊“谓言古犹今”,还未被研究者注意。我觉得,这表明孟郊从古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看到一种与现时相通的东西,或者说超越历史时间的东西,因此复古就决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如此说来,叶庆炳先生谈到文学史上的保守观念,将复古论一概视为保守观念,认为是文学演进的阻力,似乎有失偏颇[15]。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次打出“复古”的旗号,背后都有一种现实的变革要求,即使最为人诟病的明代前后七子也是如此。孟郊当然不能例外,诗型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复古毕竟只是他创作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表面化的倾向。他不只有古,还有僻和苦,那是他在唐诗中开辟的新境界,也是构成他风格印象的核心要素,甚至他的乐府都因此而亦古亦新,带有他很个人化的印迹。不过,这种属于他个人的新异色彩不是与他的艺术渊源直接相关,而主要是与他的身世、经历、性格,最终是与他的感觉方式紧密相连的,这是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自我意识的强化和深化

 

 

在政治开明、人才辈出的唐代,俯拾青紫、平步青云对士人似乎都不是渺不可及的幻觉,而是确实可以期望的事。因此他们的自我期待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这当然会更加深大多数失败者的失意感觉。孟郊显然也是自我期待极高的,所以尽管他40岁出应科举,46岁进士及第,在唐代诗人中并不算最穷困的,但他的失落感却极为强烈,以至50岁得授溧阳尉,“有若不释然者”(韩愈《送孟东野序》),曹务多废,甚至分半俸以换取闲暇,最终竟辞官归去。元和元年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又不谐于俗,这不能不说是与他“性狷介寡合”,“气度窘促”有关。诚如宋人所说:“孟东野一不第,而有‘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语,若无所容其身者。老杜虽落魄不偶,而气常自若,如‘纳纳乾坤大’,何其壮哉!白乐天亦云:‘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与郊异矣。”[16]所引孟郊两句出《赠崔纯亮》诗:“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姑不论时贤多方为之辩解是否有理,这种强烈的受虐感应该说是唐诗中很少见的,它让我们看到孟郊天性敏感易受伤害的一面,他对环境的反应之强烈明显异于普通人。这固然与他因不遇而体验的强烈的挫折感相关,而京城的世态炎凉和格格不入的距离感看来也是让他产生这种感觉的重要原因。韩愈《孟生诗》叙述孟郊贞元八年(792)赴京时的情形:“骑驴到京国,欲和薰风琴。岂识天子居,九门郁沈沈。一门百夫守,无籍不可寻。晶光荡相射,旗戟翩以森。迁延乍却走,惊怪靡自任。举头看百日,泣涕下沾襟。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差参。”年过四十才初入京城的孟郊,虽然已是颇有才名的诗人,但在交际场中却是个未见过世面、进退失据、应酬不得体的外省寒士形象,韩愈将孟郊举止失态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于他出身庶族、缺乏社交经验及心理上的自卑复自傲,应该说是非常准确的。自傲的孟郊不肯低下高贵的头,自卑的孟郊却泣涕自伤。这种自尊和不遇之感的交杂,让孟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与社会的尖锐对立以及自己难以为社会接受的压抑:

 

万物皆及时,独余不觉春。(《长安羁旅行》,卷一)

 

家家朱门开,得见不可入。(《长安道》,卷一)

 

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长安旅情》,卷三)

 

这与韩愈相比完全不一样,韩愈初入京应试时的心态要乐观旷达得多。同样是出门,他是这么写的:“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出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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