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荣廷之所以做上面几件可以肯定的事，事出有因。在那个时代，他已不是一个人，而是代表了一个阶层、一个集团的利益。这个阶层是流氓无产者，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尽人间屈辱和苦楚，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当他们由底层升至社会上层，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和权利，便会想尽办法去维护这个地位和权利。只要于此有利，必为之；于此不利，义亦不为。1907年孙中山发动镇南关起义，陆在密信中曾答应作内应，但他并没有做，而是重兵围住三炮台，因为这时他尚未看到革命成功的希望，便不肯拿个人和集团的地位去冒险。但他也没有血洗炮台，而待革命党人退出，才上山占领炮台，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可见其精明之处。待到武昌起义，全国革命形势已成，广西革命党人也已积极行动，他才宣布广西独立，"附和共和"，否则在浪潮中个人和集团的利益将化为泡影。他对孙中山的矛盾态度和行动，实是以其利益为轴心权衡利弊的一种表现。我们不可能要求他做坚决的革命党人，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他的行为中就没有一点国家民族利益的考虑，毕竟他不能脱离壮族社会这个环境。在维护其集团利益的前提下，不可否认也有一定的忧国忧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忧患意识和正义感。忧患意识乃是壮人的好传统。自秦统一岭南，壮人与中原及全国各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关系比较融洽，壮人逐步养成了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和正义感。历史上壮人忧国忧民之举是很多的。
明朝嘉靖年间，瓦氏夫人已是58岁老妇，尚跋涉数千里征倭，何其悲壮。近代列强入侵，这种意识更加强烈，大诗人郑献甫在鸦片战争中亲历英夷侵入羊城之劫难，几乎殒命，他猛烈抨击了清廷大员的卖国勾当："相府私开小黄阁，将台已据大红毛。"总督叶名琛偷偷从后门（小黄阁）逃跑，致使英军大掠广州。诗人黎申产也对官场之腐败现象进行了严厉的鞭挞，把清廷官员比作苍蝇、臭虫、跳蚤、叩头虫、蜣螂、蚊子，说他们"辛苦粪堆中，用尽平生力"。黑旗军幕僚黄焕中谴责清廷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侵略行径："认仇作父岂徒然，异梦同床黯黯天"、"秦始河山百二重，而今无地觅尧封"。曾参加"公车上书"的壮族诗人曾鸿桑，对国祚衰败痛心到极点，"东海鲸涛又腾沸，更谁慷慨乘楼船？"他要投笔从戎了。上层文人如此，黎民尤甚，特别是陆荣廷驰骋的凭祥、龙州一带壮民，对清廷及法寇恨之入骨，出口便骂。在广为流传的许多民间长诗里敢点名驾慈禧和皇上而不避杀身之祸。在《自明朝至民国史歌》里，从明朝末的崇祯骂起，一直骂到清末的宣统皇帝，说"雍正年间无大事，乾隆皇上游江南，江南少女多漂亮，多嫖几个才心甘。""光绪接上同治皇，辛亥年间大水涨……。大水淹没到仑旁，龙州房舍变汪洋。"对天子们说了这样难听的话，可见百姓心里多么愤怒。
在《中法战争史歌》、《从光绪到民国》、《唱中国历史》等长诗里，对清廷的卖国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对法寇进行了尖锐的揭露，表达了壮族人民抗击侵略的坚强信心。陆荣廷在这样一种气氛里生活了那么多年，不可能不受感染，事实上他对法寇侵凌十分愤慨，颇有正义感。法国一军官为一条狗而越界抓去同胞，他气愤地说："中国人性命还比不上一条法国狗。"和弟兄们把跋扈的法寇军官杀了。他讲义气，守信用，专打法国鬼子，打得敌人心惊胆颤，奈何不得，百姓拍手称快，朝廷也不敢轻视他，一些官员还有意掩护他打法国人。
壮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这就是能顺应潮流，顾全国家的大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陆荣廷在这方面也受到影响，在关键时刻做了有利大局的事。如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被选为大总统，次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袁世凯乘机攻下汉阳，武昌危在旦夕。黎元洪向陆求救，他立即通电全省："查现在我辈目的，首在推翻满清政府，次在保持地方治安，然后徐图改革，共谋幸福。"为此"决议带二十五大队星夜北征"，"廷此一去，誓灭此朝食，有死无退。"后虽因接黎元洪电报暂不北征，孙中山还是致电表彰他"勇敢无前"精神。这个通电是很顾大局的。不久溥仪逊位，袁世凯逼迫孙中山让位，孙虽决定辞出大总统，但担心袁独裁，主张建都南京,袁必须到南京就职。
1912年2月17日，孙中山在给陆荣廷的电文中申明："十五日参议院于本总统及内阁总理解职后，即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仍以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须袁亲来接任而旧政府始能解职。"在这十分艰难的时刻，陆又站在孙中山一边，他在电报中说。"清帝既已退位，南北自应统一，孙总统因爱平和，功成身退……但国都地点现在必定南京，袁公未到之前，孙公万万不可退位。"这表明陆站在维护孙中山主张和国家一体的立场上。后来袁世凯称帝，他在讨袁檄文中申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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