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索三：表现“庆历新政”的产生和演变过程。以范仲淹、寇准、杨亿、章得象和晏殊等为代表的历史人物，对外推行抵御入侵，加强边境；对内坚持变革富民强国；对“三冗”、“三费”等社会弊端进行改革，还利于民，增强国力，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和拥护。一千年前的那场变革，其内容所指和变革的必要性，对今天依然有着针对意义，可见范仲淹之不凡和伟大。柳永虽然官居七品，但不论担任“团练使推官”、“余杭县令”、“晓峰盐场盐监官”、“泗州判官”和华阴县令等职，都政绩显赫，口碑极佳。在为范仲淹当谋士时，为变革和守卫边疆、抵御西夏入侵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使“庆历新政”在局部地区得以推行。以吕夷简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用与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抓着皇帝生性“耳根软”的弱点，大肆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以莫须有的“闹朋党”罪名，把范仲淹、章得象、晏殊等一批人打倒，柳永的处境也处在危难之中，使变革如履薄冰。吕夷简甚至利用范仲淹为柳永写的颂扬武夷山水和奇茗的诗以及有关“贤才”的条幅作为缔结“朋党”的证据，可见他的穷凶恶极和黔驴技穷。“庆历新政”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对推动历史，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推行新政，对待边关战略，对待变革志士的功过是非等问题上，范仲淹、章得象等人与吕夷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柳永从政后，政绩突出，但难以得到升迁重用。其主要原因：一是吕夷简等人的压制；二是章得象与柳永同是建州老乡，回避“朋党”之嫌，使柳永“久困选调”正常返京之事都遇到了困难。做了十多年地方官之后的柳永对“著作左郎”或“著作郎”之类的闲职淡然寡味，决定投笔从戎，投奔到正在处于变革中心的范仲淹麾下，参与边关军、政策划，大胆尝试“屯田戍边”政策，为巩固国防和安定边疆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陕西期间，柳永伉俪曾被元昊劫持到西夏试图为他们所用。结果，柳永不仅表现出了大宋朝忠臣的气节，还为民族团结和宣传中华传统文化以及达到国家统一，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赢得了人们的钦佩。柳永告老退休时，朝廷才给他正六品“屯田员外郎”待遇。到了南宋，柳永被推为“有宋三百年四名宦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