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文化价值的思考和探索，批判要比建设简单，质疑会比倡导方便，解构总比建构容易。因此，完善的、绝对的人类理想设计和实施方案，至今全无。在具体历史情景中，人类只能以伦理正义性的最大化作为选择的准则，即只能以“最不坏”的东西作为具体的历史选项。因此，我们只能在相对的意义上来体会历史的、伦理的包括艺术创造的理想设计，只能在参照和超越之努力的意义上来理解刘醒龙关于“圣”的参照，理解非暴力文化、基督教在《圣天门口》中的象征意义，而不能将作品中的基督教坐实，实证主义地讨论基督教在历史上的罪恶，在历史上曾被意识形态和权利的利用，比如十字军东征，比如宗教裁判所的黑暗，比如教会的虚伪等等。
其实，作为批评者，我们无法在人物的价值取向与作者的思想意图之间直接画上等号。我认为，在《圣天门口》中以梅外婆为代表的这些人物身上，不仅具有同情弱者、反对暴力和赎罪献身的心理和行为，这些举动当然与基督教文化的价值背景有关，但不容忽略的是，这些人物身上同时也包含了在伦理意义上对生活的价值和幸福的肯定与显示，对爱情和美丽的坦率而执著的追求。比如梅外婆对雪柠的何谓爱情、如何做一个幸福女人的示范与启蒙。即使在失去亲人的日子里，梅外婆还是要雪柠想想生活中有什么好事。她还启发雪柠在如常守义、马鹞子这些杀气腾腾的人身上，发现人性温善的一面。这就是梅外婆说的“福音”，变成别人的福音是梅外婆对雪柠的期望，而梅外婆自己就是天门口的福音，她信奉宽容，“宽容对别人的征服力要远远大于惩罚，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体现，也能改变大局，使我们越走越远，越站越高”，而惩罚只能使人一点点变得鼠目寸光。正是这种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才是她们——当然也包括我们——批判暴力、对抗专制、批判历史的价值依托和出发点，这同样也是作家的理想和生存价值观念的象征和凝聚。
对生活存在方式的理解，不在于理解情感经验本身，而在于理解情感经验所依据的伦理。对艺术作品的理解，不在于从中获得如此这般的经验，而在于通过这种经验对作品的创造性方式获得理解，也即获得对生活的创造性方式的理解。刘醒龙对生活的创造性方式，不仅建立在对历史的伦理批判和反思之上，同时也是借助于这些女性，通过激发生活功能的意义而进行的。也就是说，刘醒龙作品中的批判和反思是有其内部依据的。从伦理哲学来看，一切关于世界的理想并不是生活意义的根据，相反，是理想世界根据着生活的意义。因为生活本身具有自成目的性，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可能生活。而幸福生活就是有意义的生活，幸福来自能够创造出具有自成目的性的可能生活的行为方式。所有被尊为正义和权利的东西，如果不以生活意义问题为前提，那么，如果不是虚假的，也就是无意义的。正是在梅外婆们身上，我们在灾难中看到了坚强，在残暴和丑陋中看到美丽，在混乱中看到智慧和优雅，看到这些柔弱者“内心藏而不露的高贵之心”。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当然寄托了自己的伦理价值诉求，但我们不能直接把人物的具体思想、观念等同于作者。当然，也许因为这些女性倾注了作者太多的情感，她们的心理和行为有时甚至使人感觉不那么真实。假如我们以传统现实主义的人物刻画方式来衡量，我们或许可以质疑她们与历史和环境的融合程度，尤其是梅外婆对天门口各色人等的内心了然于心，她总是那么处变不惊，对身处其间的历史事态的发展又常常那样高瞻远瞩，往往口出惊人之语，简直是诸葛亮再世。这也许正应了古人所谓“察渊鱼者不祥”的话，她的命运是如此坎坷，在梅外婆们的生命中，总是灾难叠现，祸患连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圣天门口》的另一个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它在历史叙事中，以文学的方式从正面提出了一种伦理价值的参照。正面求证和显示自己的信仰，而不是单纯去否定，这在被称为“后现代”的今天或许如堂?吉诃德般的滑稽可笑，但同时也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可贵。
在我看来，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借助于历史的叙事，是以审美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对历史和现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