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频仍的岁月，严酷的社会现实，坎坷的人生处境都使诗人感到当时社会空气的沉闷、人生的压抑，从而使其诗作中表现出冷暗衰飒的情感基调，而这正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气氛与当时士大夫失望颓唐心境的形象写照与生动反映。
再次是受唐代诗风变迁的影响。安史之乱不仅使唐王朝由开明盛世走向下坡路，而且也使得文士诗客的精神风貌发生巨大的变化，更使得诗歌创作的感情基调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盛唐气象”荡然无存，明人胡应麟《诗薮》一言以蔽之曰：“气骨顿衰”，堪称精典不易之论。大历诗人戴叔伦的名篇《过三闾庙》可为代表：“沅湘流不尽，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诗中之写景，既是对当时之景物情景交融的描绘，渲染了环境和气氛，更重要的是其反映出诗人的某种心态和心境。在以刘长卿为代表的中唐诗人身上，那种盛唐时慷慨激昂的进取的时代精神消失了，蓬勃的激情，仕进的强烈愿望不见了，没有了乐观豪迈的情调，没有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与雄心。这在边塞诗的表现方面尤为突出和典型。如盛唐时高适《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岑参《送人赴安西》：“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王维《少年行》：“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王翰《凉州词》：“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慷慨激昂，又情怀壮烈，充满着立功疆场、献身报国的精神。而到了中唐，则多表现边庭戍卒的凄苦生活，反映出像李约《从军行》“无复生还望，翻思未别前”的绝望心理，即使到了李益笔下：“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只是悲而壮了，故前人才有此为“壮语”、“怨语”的争论，而刘长卿《疲兵篇》“万里飘飘空此身，十年征战老用尘。赤心报国无片赏，白首还家有几人”的议论抒情，表明了诗人“只恨汉家多苦战”的主旨，显然这与盛唐时那种雄壮豪迈、慷慨激昂的诗歌风格与基调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艺术审美的崇尚上，更是“移风骨之赏于清致”(胡震亨《唐音癸签》)，这主要表现为由盛唐崇尚汉魏风骨转向追慕六朝清丽纤弱之风，由阳刚之美转向阴柔之美，由健朗的气骨转向悠远的韵致，由豪迈的气势转向幽隽的情调，由雄浑凝重的格调转向清空闲雅的意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的世界就从广阔的社会生活转向个人的身边琐事，更多地关注时序、节物的变化，世事沧桑，人情变故以及自身的穷愁潦倒。这就是刘长卿诗歌之所以偏爱描写“夕阳”、“落日”意象，哀叹“白首”、“白发”的又一重要原因所在。
刘长卿的诗，前人多有评论，特别是对在盛唐向中唐诗风转变这方面，胡应麟《诗薮》云：“诗至钱刘，遂露中唐面目。”“钱才远不及刘，然其诗尚有盛唐遗响，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刘虽与杜甫基本同时，且也各种诗体皆有成就，但与杜诗相比，缺少的是浑朴雄厚之风，“气骨顿衰”，故而诸多文学史将其列入中唐诗人之列。他也成为唐诗由盛唐转入中、晚唐诗风的标志性人物，起着承先启后的桥梁过渡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