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鸣生与《中国863》
李鸣生能在1990年之后的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中(其中一届为鲁迅文学奖)，凭借自己的三部长篇连续三次捧走奖杯，从而实现“三连冠”，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靠运气也罢，还是凭作品的实力也罢，恐怕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然而，这一切对李鸣生来说，似乎才刚刚开始。“航天四部曲”为他带来了声誉，但同时也为他下一步的创作造成了难度。李鸣生能为我们再造出新的风景吗?李鸣生再一次让我们惊喜了。
此时，我的案头放着刚刚出版的《北京文学》第四期，刊登在头条位置的，是李鸣生的长篇报告文学新作《中国863》。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中国高科技领域发展历程以及中国科学家参与市场竞争、征战世界的长篇报告文学。在这部书里，李鸣生已不再局限于航天领域(本来可以写他最熟悉的航天领域，可对这一最省力的领域他却硬是只字不写)，而是站在历史、时代和国家的高度上，以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气魄来审视和观照他并不十分熟悉的中国高科技的众多领域，着力塑造了一批新型的中国科学家的形象，为中国科学家们书写了一部精神传记史。
说实话，当李鸣生把这部近17万字的长篇交到我手上时，我并非毫无踌躇——它的篇幅几乎是我们整本刊物的容量啊!但当我一口气读完时，一个决心也同时下了：拿出如此大的篇幅发表这部作品，值得!而且，推出同期评论、作家访谈。这在《北京文学》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纯粹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请李鸣生对稿子作了尽可能的压缩。此时，李鸣生又一次表现出了为他人着想，宽容、负责的可贵品质，于是，我们又有了一次愉快的合作。
未经删节的25万多字的《中国863》很快也在山西教育出版社出书了。刚刚问世的《中国863》很快被行家们看好，并受到各界的重视。评论家李炳银说，“李鸣生的《中国863》，是在报告文学创作缺乏生机、成果稀微的时候出现的一部优秀之作。它的出现，无论对李鸣生个人还是对当前整个报告文学创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收获。”评论家周政保说，“《中国863》在高视野的人事叙述及精神展现中给人留下的真实感或现实感，是对现代报告文学特质的一种接近。”评论家傅书华说，“读《中国863》，让我时时感受到作品对新时期以来前两次报告文学高潮的借鉴与超越，感受到报告文学正在进一步走向自觉，走向成熟。”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文学导师和四位研究生，还对《中国863》进行了专门的研读，并分别写出了评论文章，称“《中国863》是报告文学的新突破”，“是一部留给历史、留给未来慢慢咀嚼细细品味的书，更是一部写给现实、写给时下的警世醒民之作!”
无疑，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但让李鸣生费解的是，如此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关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高科技计划在中国已经轰轰烈烈地实施了11年，至今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于是，李鸣生少年时“天下舍我其谁”的劲头又犯了，硬着头皮也来啃这块难啃的骨头!采访和写作《中国863》，用了李鸣生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几位作家肯为一篇作品如此不辞劳苦。这是李鸣生所以为李鸣生的超凡之处。如果像他这种写作态度的人再多一点，也许我们就用不着常常感叹报告文学以致整个文学的孱弱了!
六、李鸣生与《国家大事》
在我所知的中国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李鸣生是个思想敏锐、思维超前的人。或许是他从小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缘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超群的忧患意识早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并通过他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将他要表达的思想传导给广大读者，从而引发人们对历史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种种思考。
1998年，李鸣生在《中国863》中对中国的 “高科技军团”进行一番全方位滚动式描述后，笔锋一转，又推出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大事》。如果说《中国863》是对中国当代新型科学家们的一次群体扫描，那么《国家大事》则是对单个科学家的深入剖析。
李鸣生写《国家大事》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次，李鸣生在采访中偶然听人提到一个叫蒋新松的科学家，他只简单问了两句，便感到蒋新松这个科学家可能很有价值。于是，他想方设法与蒋新松取得联系，并对蒋新松进行追踪采访。开始，蒋新松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后来，终于被李鸣生的诚意打动，在清华大学一间简易的宿舍里，含着眼泪向李鸣生述说了自己坎坷的一生。采访一结束，李鸣生便对蒋新松作出了超前的判断——认定蒋新松是当代中国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新型的科学家，并决定将他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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