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在北大读博士。就读燕园，是因为北大是一所与毛家有缘的大学。当年外公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供职，外公的岳父杨昌济在北大讲授伦理学；姨妈李讷、舅妈邵华都分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和中文系。北大的精神影响了外公，而外公也重塑了北大精神。
我一直和妈妈李敏住在一起。1999年我家经历了一个多事之秋。爸爸突逝，妈妈大病。爸爸是在广州参加纪念外公的活动的路上出车祸的，在手术时突发心脏病去世。我闻讯赶去，也没有见到爸爸最后一面。妈妈的病直接原因是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也和她一生的磨难有关，用爸爸的话说，她没过几天好日子。谁让她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呢！ 姨妈李讷是我外公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1940年出生于延安。她出生时外公已47岁，对她格外疼爱，不舍得送保育院，李讷姨妈成了惟一在家中和外公度过全部童年的孩子，外公去世后，姨妈有过一段孤独、艰难的时期。由于江青在北京远郊的秦城监狱服刑，她常常要花一整天时间，乘公共汽车去探监。
但是人民也没有因此抛弃她。在外公的卫士长李银桥夫妇的帮助下，姨妈李讷和我现在的姨夫王景清结婚，过着老百姓平静自由的日子。
姨妈也有一个独子叫王效之。我的效之表弟继承了毛家自尊自强的个性，也不喜欢抛头露面。
我妈妈李敏和姨妈李讷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关系一直很融洽。以后各自都度过了多事的中年时期，如今已进入老年。经历了人世间悲欢离合的两姐妹，常有机会在纪念外公的各种活动中见面。2003年春天，妈妈李敏和姨妈李讷一起被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们几家亲戚也常走动，谁家有事都会互相照应。但每年的9月9日，还有12月26日，是我们几家聚会的日子，外公作为我们共同的家长永远在天安门召唤着我们。
外公曾说自己“有一张大中华的面孔”，他确实和中国、和中国人民分不开。而无论谁，只要是中华儿女，都无法与大中华绝缘。
许多人都很关心毛家亲人的生活情况，我理解这一点，非常感谢大家。
我的岸青舅舅已经81岁了。舅舅身体不好，一直住在医院治疗。他经历了1923年以来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能够跨过新世纪，并且做了爷爷，应该是个值得庆贺的事情了。他的夫人、我的舅妈邵华是岸英舅舅的夫人刘思奇同父异母的妹妹。两兄弟娶两姐妹，和我外公毛泽东、泽覃外公与我外婆、贺怡婆姨之间的关系一样，也是毛家一件有趣的事。舅妈邵华是学文学的，年轻时常有机会和外公毛泽东谈论文学，特别是谈论中国古典诗词。她是军人，是全国政协委员、摄影家，任全国摄影家协会主席。这些年，她出版了不少纪念外公和开慧外婆等亲人的专著、摄影集。舅舅、舅妈的儿子毛新宇，小名毛毛，比我大两岁，现在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博士后。2003年年12月26日9点58分新宇做了爸爸，毛泽东有了曾孙，着实让热爱毛泽东的人们高兴了一阵。
这两年，我在学习的同时，先后完成了《翻开我家老影集》一书的编写；还与电视台合作完成了电视片《纪念毛泽东》的制作；参与筹备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大型展览等等。作为毛泽东的后代，这些活动使我感觉到自己真正走近了毛泽东，真正体会到了毛泽东作为历史巨人对中国几代人、对我家几代人的深远影响。
我曾先后到湖北、湖南、江苏、上海寻访了很多人，看到全国的老百姓对我外公有那么深的感情，那么的热爱，让我感触非常深。在浙江、福建，每天有上万人观看纪念毛泽东的大型展览。老同志们见到我们这些毛泽东亲人，像当年见到毛泽东一样，亲热极了。我真的是受之有愧，也感觉到了身上的特殊责任。我在浙江、南京、武汉售书的时候，热烈的场面真是催人泪下。我知道，人们索要我的签名的热情中，饱含了许多对外公的深厚感情在里面。我只有用加倍努力的工作，来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和那些如此热爱毛泽东的人们。
当然那时在上海湖南路262号外婆家的生活还是挺优越的。那是一座建于1938年的法式别墅，原主人是解放初期曾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他赴京上任后，安排生病的老战友、我的外婆贺子珍住了进来。院子里有假山、小树林，还有外婆种的一株腊梅———不光是外公、外婆、妈妈都特别喜欢腊梅。工作人员把各方面照顾得很周到，我还可以在家里看电影。记得外婆爱看故事片，我喜欢看动画片，特别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不知赚去了我多少眼泪。生活条件虽比较优越，但我还是很羡慕院墙外的孩子，他们有父母在身边，有小朋友一起玩。外婆有病往往自顾不暇，爸爸妈妈在北京工作，也无法经常往来京沪看我。
我小时比较安静。受妈妈爱好文学的影响，我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上中学时，我的“作品”频繁出现在板报、班刊和校刊之中，我也不那么内向、不爱说话了，还尝试参与讲座、沙龙、辩论赛一类的活动。
1996年我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曾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3年。也许是“功利心”驱使吧，1999年我考取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国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