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贺婚后的这年夏末，韩愈在洛阳出任国子监博士，李贺以诗卷投韩愈，第一篇《雁门太守行》备受韩愈盛赞。唐《摭言》中把这段故事写得很有趣:一个酷热的夏日，韩愈午睡方醒，倦意还残存在脸上，这时看门人来报，说是有个叫李贺的年轻人投卷拜谒。对于这种事情，韩愈已没多大兴趣。唐诗的鼎盛时期已经过去，韩愈不遗余力试图恢复这条河流应有的气势。但一切努力并没达到预期目的。韩愈本想让看门人把他推走，但他信手翻开诗卷时，辉煌的诗句如闪电划过夜空，“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读罢，韩愈半天无语。还是门子提醒他说投卷人还在门外候着呢，他才如梦初醒，整衣束带，迎至门口，一眼便认出了那个瘦高挺拔、通眉炯目的投卷人。在此后的日子里，韩愈在缙绅中到处夸李贺，李贺名气更大了。两人由彼此敬慕的师生发展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如果《新唐书》上“七岁神童写《高轩过》”的说法成立，那么这次是韩、李二次相会，不会那么戏剧化。如果前一说法是附会之言，而这次韩、李相见算得上是李贺生命中一个拐点。韩愈确实力行了他在《马说》中倡导的“伯乐”精神，不遗余力奖掖后进。
韩、李结交后，李贺便常住洛阳，与王参元、杨敬之、崔植等人做了朋友。并且在韩愈的指引下参加了河南府试，李贺高居榜首，在恩师韩愈的家宴上，李贺深深陶醉在喜悦之中，与其他举子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参加完河南府试，李贺被荐进京考进士。得意往往伴随着失意，也就在这时，那些落榜者、嫉妒者的诋毁也悄悄逼近了。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那帮小人抓住了把柄，大肆宣扬李贺居然不避父讳去当进士，难道不怕天下人嗤笑、唾骂吗？一个连父亲大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不孝之徒会把国家皇权放在眼里吗？洛阳城中众口一辞，从攻击李贺进而攻击到鼓励李贺考进士的韩愈头上。
当时皇甫氵是也在洛阳，劝韩愈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韩愈为之做《讳辩》，说“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以“二名不偏讳”的理由力主李贺有考试资格，并愤怒地说，如果父亲叫晋肃儿子不能考进士，那么父亲叫“仁”儿子就不能为“人”吗？这一年10月初，韩愈为李贺争取到了进京考试名额。但礼部把“避讳”看得更加重要，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李贺不得不弃考。
唐代科举避讳有异常严格的法律条文，据相关史料可知:府试结束，各州府获隽者入京考试前须向礼部奉上“家状”，内容是考生的籍贯、三代名讳等家庭状况，为了保证“家状”的真实性，还要求考生“结款通保”，如果发现“家状”等情况不实，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其同保人并三年不得赴举”。因此，在进士入试时，看到题目有家讳，考生就得自觉退场，放弃考试，并且还得表现出无怨无悔的样子，立下字据，内容是官方早已拟定好的“牒某忽患心痛，请出院将息”。这一将息就没了下文，好端端一条入仕通道硬被斩断，再无接续之日。这些是李贺是没有想到的，年少成名的李贺怎么会想到一个避讳会误了他的一生呢？或许，在那个时候，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在他最失意的时候，诗友们没有弃他而去，而是竭力为他周旋，终于，为他谋了一个奉礼郎的小职务。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的悲哀和苦难，（公元810年冬天）“憔悴如刍狗”的李贺在任奉礼郎的第三个年头，带了书童，沿古道回了昌谷，自言“二十不得意”的他，一路悲叹着“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自此，官场的大门永远的向他关闭了。
几年后，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的李贺。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公元815年）李贺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昌谷，到潞州（山西长治）去作了张彻的幕僚。在诗人心中，潞州此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然而，让他再一次感到心寒的是，由于时局动乱，不久后，赏识他上司和朋友们相继离去，这让他的心理和精神上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年冬天，李贺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无奈之下，孤独且疾病缠身的李贺也离开了潞州，再次回到了家乡。回家后的李贺，从此就再也没有从病榻上起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最后一次检点了一下自己的诗稿，看着自己饱蘸心血的纸墨，眼眶里溢满了眼泪，含泪吟道“谁看清简一编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