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仁爱之所以可能的问题，在孔子尚是一个有待展开的课题，孔子提出了一些基本的思想，显示了某些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的基本路径，在道德的形上承诺方面，孔子有明确的意识，而在道德的形下落实问题上，孔子还未提出系统的人性论学说。这是孔子仁学构建中的一个有待完成的课题。后来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此问题作了深入的阐述，使儒家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形态。
三、 仁知并举
孔子的核心思想虽是仁，但孔子言“仁”往往及“知”，仁知往往并举，“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仁与知可以既互相发明，又互为前提。那么，知，在孔子的仁学构建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学理意义呢？
知，是孔子仁学体系的基本范畴之一，它既指主体的认知能力，也指一种认识结果即知识，其内涵主要涉及到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方法及知的效果等方面。
关于知识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关自然方面的知，一种是有关社会和人的知。而以“君子之学”为标榜的儒家，对于自然之知有一种轻视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樊迟“问知”很有典型性。《论语》中，樊迟一共有五“问”，即：
１、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２、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４、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亲，非惑与？”（《论语·颜渊》）
５、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不敢敬；上好义，则民莫不敢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
可见，樊迟曾多次问于孔子，而且每次发问，皆仁知并举。
由上可知，孔子关于知的对象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有关天命鬼神方面，孔子主张“知天命”，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第二，有关社会的知识，这主要是对礼的了解，孔子认为：“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知礼可以说是儒家学习的主要内容，孔子说自己“三十而立”（《论语·述而》），足见对伦理规范的学习与了解是需要极大的成本付出的。第三，有关“人”的知识，孔子曰：“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就是说，要知人，必须从“知言”开始，“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第四，有关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这就是第５问中的“稼圃”之术。由“知”的对象可知，孔子对知识的理解主要在社会管理知识和伦理道德知识方面，而致知的目的也就是：一是成就君子，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一是为了“务民”，即管理老百姓。前者是内圣功夫，后者是外王需要。简言之，孔子的知是仁之知或知“道”。至于樊迟想学的稼圃之术，它属于形而下的“器物”之知，孔子认为这种知相对于形而上的“道”知来说只是“小道”之知，这种“小道”之知虽也有学习的必要性，但孔子认为它有可能妨碍对“大道”的了解，所以为君子所不为也。这一点孔子的学生子张说得明白，他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
那么，孔子及子张对知识的这种划分即区分为“小道”与“大道”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劳动生产的合理组织方式比生产技术更能产生效益，这一点对于春秋时期的社会生产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在井田制无法维持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者进行生产，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当时社会管理的新课题。面对当时各诸侯国的“新制”改革，孔子意识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和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从无序失范状态走向有序和谐状态。确实，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任何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进步而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社会财富的增长，因为，战争是社会财富消耗的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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