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史伯和晏子的“和同之辨”的思想。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孔子立论的出发点是“君子”与“小人”，而非史、晏的“君”与“臣”。这就是说，在史、晏那里，“和同之辨”主要是一种政治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为臣之道”；而在孔子，“和同之辨”主要表现为一种伦理学或处世哲学，其适应的范围更具有普遍性和日常性，可以说是一种“为人之道”。对此，孔子从多方面作了说明，如在交友上，主张“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如在政治上，主张“君子不党”（《论语·为政》），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君子和而不同”在不同方面的运用与表现。第二，孔子所谓“和而不同”的命题，作为其“君子”人格构建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不盲目地附和他人尤其是上级的意见，能提出不的意见，以丰富和发展他人的意见；二，能兼容不同的意见尤其是下级的意见，不要求他人的意见与自己完全一致。而与“和而不同”相对立的“同而不和”也有两层意思；一，盲目地迎合和附和他人尤其是上级的意见，只说相同的意见，不说不同的意见；二，只允许自己一个人发表意见，而不允许他人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排斥和打击发表不同意见及持不同意见的人。
分析孔子“君子和而不同”的命题，还应将其与孔子其他有关“君子”的命意联系在一起。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作为“君子”当“义以为质”或“义以为上”或“义与之比”，这些既是“君子”人格构建的要求，同时也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因为，作为“君子”惟其从道义的立场出发，才可能大公无私；也只有主体的大公无私，才可能在认识事物时保持一种客观的认知态度；唯有这种客观态度，才可能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首先是“君子”，然后才可能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换言之，人要做到“不同”或具有提出“不同”意见的能力，这既一个“仁”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知”的问题。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一个人如果没有仁者之心，即使他能够发现“不同”意见的价值，他是否有一种宽容的心态去接纳它，或者更主要是他是否敢于将这“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这更是一个“君子”人格构建的关键所在。因此，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其意是把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这一点当作“君子”人格的构成条件之一。
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其目的到底是要反对“小人”还是“乡原”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而又关注得太少的问题。因为，通常人们认为，既然孔子是将“君子”与“小人”对举，则其反对“小人”是无疑的了。但是，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孔子的“和而不同”命题是一种“Ａ而不Ａ＾”的形式，它强调的是泄Ａ之过，而“和”之过在于其“知和而和”，即为了“和”而不讲原则。在现实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是，有许多人并非不知道何者为“对”或何者为“错”，但或者是出一种“和”的考虑，或者是出于一种私心的考虑，则不敢向人指出来。前者虽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却未必佳，后者则是为孔子所深恶痛绝的“乡原”之行也。“乡原”在表面上是求“和”的，但他只是“知和而和”即一味地求“和”，无原则地求“和”，是一种“和稀泥”式的“和”，这种“和”实际上就是“同”。它与“小人同而不和”相比，可以说是一种“和而不和”。
但是，是否也存在一种与“Ａ而不Ａ＾”的形式相对应的“Ａ而Ｂ”的形式呢？从文献来看，孔子虽然没有谈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既然“和而不同”存在着“和”之太过的问题，同样也会存在“和”之不足或不及的问题。如礼之用，由于过分地强调其“辨异”功能，就有“礼胜则离”的危险，所以，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命题，意在以“和”来济“礼”之不足。那么，“和”之不足又需什么来补足呢？我认为，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不能简单地概括为一种“Ａ而Ｂ”的形式。因为，引“礼”入“和”固然可以使“和”建构在一种有序结构之上，但这种“和”还只是一种外在的表面的形式之“和”，而要使“和”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内在之“和”，关键还是靠“仁”来弥补之。所以，我认为，“仁而和”既是“礼之用，和为贵”的进一步深化，也是“礼而和”的必要前提。
也正是从上述这一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将“和而不同”的命题倒过来，即成为“不同而和”的命题。因为，如果认为一味地求“不同”就能够实现“和”，这既在逻辑上难以成立，也不是孔子思想的初衷。孔子虽然认为，作为“君子”要树立起独立的人格，不要人云亦云，但“独立”并不意味着要去“标新立异”，而是在“义与之比”的基础之上的对人格尊严的强调。这就是说，如果与儒家所倡之“义”不合，则虽有“不同”的意见或人格要求，也是不值为“君子”所效优的，孔子曾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而所谓“异端”，朱子注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论语集注》）实际上也就是与儒家伦理道德不相符合的其他诸子学说，孔子认为，对这些学说作适当地了解是有必要的，如孔子自己就曾向老子问礼，但是如果专“攻”于它，则十分有害。所以，维护儒家道德学说的纯正性，这是孔子“和同之辨”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正是这一点，使“和而不同”所体现的“君子”人格存在着某种限度，即“君子”的“不同”是不能突破“和”的历史规定性的“不同”，即不能与封建礼教所规定的纲常相异的“不同”。这一点也可以从孔子关于君臣之道的主张中可以看出，如孔子认为，一方面，作为臣必须“事君以忠”，另一方面作为君也应“使臣以礼”，并提倡为臣者应敢于向为君者提不同意见，但是，如果在不同意见不能为当权者接受的情况下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