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民”，孔子虽认为他们是“喻于利”的“小人”，是从事稼圃等农业生产的劳力者，但是，如前所述，“富民”是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关于“富民”的思想是与其“教民”思想相联的，这就意味着在孔子看来，“富民”即老百姓的物质文明建设并不是德政的终极目的，民富之后还有“教民”即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这与“礼下庶人”的要求是一致的，同时也是对“民”作为“小人”具有成为“大人”或士君子的可能性的肯认。孟子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提出要“制民之产”，这应该是孔子的“富而后教”思想的发展，但在孔子，他更重视的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即如果只有“富民”而没有“教民”，就会产生“富而骄奢”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象，因此，孔子认为，人不仅要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而且还应做到“贫而乐”和“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简言之，就是“两个文明”要同步发展。
总之，孔子的富国之道是一种以富民为中心的经济思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孔子并没有把“富足”当成国家“强大”的唯一指标，在孔子看来，国家的强大表现在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上，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足食、足兵、民信”，三者之中，孔子认为如果不得已要去其一的话，首先是“去兵”，如果还不得已要去其一的话，孔子选择“去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由此可见，孔子在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了一种经济的道德的本质论，即强调道德是第一性的，道德是目的，而经济只是达成道德目的的手段；且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道德水平的提高。道德可以从分配制度、生产组织和管理以及消费等方面为经济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慎战之道
战争是春秋之际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也是一个需要经常面对的问题。故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任何思想家包括孔子，都不能不关注军事问题。孔子军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义战与慎战。可从如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在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上，孔子认为，军事是政治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工具之一。他说：“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文事”即政治如果没有“武备”为后盾，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不可能真正起到维护社会稳固的作用，但只有“武事”而没有“文备”，也同样不行。相对而言，孔子更重视“文备”对于军事的决定意义。而“文备”的原则就是“和为贵”。孔子反对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端，认为国与国之间应和平共处，在孔子看来，只要一个国家能修德政，就能够对内产生凝聚力，对外产生向慕归化的效应，此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也就根本无须发动战争。所以，孔子特别欣赏管仲，因为他兵不血刃地帮助齐桓公实现了首霸春秋之大业，“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其次，在战争的性质问题上，反对不义之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了实现迅速扩充土地和人口等物质财富目的的方式之一。孔子认为，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而区分的标准是：是否为保卫国家？是否为扶危扶颠？孔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故称赞冉有率鲁军用矛于齐师，取得战争的胜利，为“义也”（《左传·哀公十一年》）；与之相反，当冉有要帮助季氏侵略颛臾这样的小国时，孔子则指责冉有：“危而不扶，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最终的结果将是祸起于“萧墙之内”，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论语·季氏》）。所以，孔子指出，作为统治者对待战争之事尤其要慎重，“子之所慎：斋、战、疾”（《论语·述而》），而作为军事的直接指挥者也要“临事而惧”，有一种战略眼光，不能一味地逞匹夫之勇，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再次，在治军问题上，主张治军以礼，反对“不教而战”。孔子认为：礼作为国家之纲纪，是任何社会组织形式所不可或缺的，军队也是如此，“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礼记·仲尼燕居》）卫灵公曾就军事问题请教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但《史记·孔子世家》载季康子问冉有：“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说：“学之于孔子。”这表明孔子是学过军事的，而此处为何却说“未之学也”呢？实际上，我认为，冉有从孔子处所学到有关军事问题的知识，主要限于一些治军之道的原则性论述，于具体的陈兵打仗事宜，孔子是否有所研究，从孔子所教弟子的“六艺”中即包括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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