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敬德保民”口号反映了“民”的价值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但是，统治者对于“民”的这种重视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关于这一问题，我认为我们不能做过高的估计。因为，周革殷命乃是一场“部族革命”，“民”的重要性是通过由周族的统治者所发动的战争而体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权力之争，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前铁器时代）与生产方式（奴隶制）而言，“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价值因缺乏相应的物质基础作支撑是不可能为统治者所充分意识到的。在统治者看来，“民”还只是一个被“保”的对象，而不是“保”者本身，故“保民”意识仍然是一种很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意识，它与后来儒家的“爱民”意识或孟子所讲的“民本”意识是有距离的。而这种意识反映到“中”观念里，便是统治者在“叩两”时重心必然要放在“君”身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这种“德”的外化形式即周礼，是一种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周礼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这充分表明在周代的制度安排中根本没有老百姓的权利位置，这同时也反映了周代“中德”与“中礼”之间的背离。而这种背离所带来的后果不仅是作为社会底层的民众会奋起反抗，而且作为等级秩序结构中的不同阶层也会想方设法来僭礼或寻求礼仪规避，这样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礼仪的形式化与虚伪化，最终导致“礼崩乐坏”。所以，中庸之所以会“民鲜久矣”的现象，归根到底，是由于“民”之价值不被统治者重视“久矣”，从伦理学的角度说，是由于道德的规范性过度张扬而其主体性之不被突出“久矣”。虽然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在《周易》“有孚中行”的观念中包含了对道德动机在“致中”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的认识，但是，一方面，《周易》所讲的“孚”乃是一种原始宗教式的心诚则灵观念，而不是一种理性意义上的道德信念和道德理想，另一方面这种思想所依存的文本在形式上属于“卜筮之书”，它与周代的“敬德”思想风气是相矛盾的，所以，《周易》的“有孚中行”思想在当时并不能构成为周代伦理学的一个部分。即使是孔子，他也是到了五十岁时才接触《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易》思想在当时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中庸思想之被遗忘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其被重新发现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在第一章所述，春秋之际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时期，其突出的表征是王室衰微，诸侯崛起，礼崩乐坏。但是，推动这种变化的因子却是来自社会底层民众的变革要求。因为，在既有社会结构框架下，不堪其负的民众要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一般来讲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通过政治斗争来促使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另一是通过技术革新来提高生产水平。我认为，在传统社会里老百姓除非生活不下去一般是不会起来造反的，但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的原动力是始终存在着的。这一点或许使社会的变革进展显得十分缓慢，但可能更为根本。事实上，春秋时期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中铁器和牛耕的使用——对于旧有的社会秩序的冲击是致命性的。鲁国的“初税亩”制一方面固然是对私田合法性的一种认可，另一方面也是扩大了政府税收的源泉，而后者恰恰是周王室所难以做到的。在一个封建等级社会里，等级越高，对土地控制的中间环节也就越多，从而其从土地中获得的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来的收益也就越少，而处于低等级的土地拥有者如大夫却是最大的受益者。这就是为什么“礼乐征伐”由“自天子出”而不断下至“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的原因所在。与这种权力下移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的事实是：也只有处于封建等级低层的贵族才能真正意识到民众的重要性。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解释春秋时期提出“民本主义”思想的儒家是“士”这一“贵族之末，四民之首”的社会阶层。也正是这一点，说明了中庸思想之被重新发现的历史必然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又以“爱人”为首义。仁之所爱之“人”虽然首先是“亲人”，但是也包括了“众人”，孔子明确说：“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并强调要行仁于天下，即使“夷狄”也在其中；此外，孔子还强调“养民也惠”，反对“不教而诛”与人殉，这些都反映了孔子对于“民”的价值的重视。我认为，从周公的“敬德保民”说到孔子的“爱人”说，虽然其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的本质未变，但是，人民由“保”的对象——“爱”对象这一变化至少反映了一种地位和身份上的变化，即在“保民”意识中，“民”是作为一种财产而不是作为人受到保护，且周代的“民”这一范畴也具有历史局限性，至少它不包含“夷狄”在内，很显然，孔子的“爱人”思想是与之完全不同的，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孔子的仁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发现”，而我们毋宁说是“民的价值的发现”。而这一“发现”也就意味着传统政治思想必须围绕着“君”——“民”两极而展开。梁漱溟先生认为：仁与中，异名同实。我认为，这一看法确有见地。因为，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爱人”的根本要求就是统治者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利益与需要，就是要在自己的利益与民众的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关系，这就是“中”。孔子曾提出“叩两用中”思想，其中所谓之“两”（无论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君与民，还是事物的两方面）包含有一种对待的双方是一种彼此依存关系在内，它或多或少地意味着事物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而这种思想只可能包含于“爱人”意识之中。所以，孔子的中庸思想与其仁爱学说之间具有一种历史的内在联系。
二、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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