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柯创作的这种变化似显得有些突兀，但如果把他的创作连贯起来思考，就能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红柯曾说：“我所努力达到的新疆应该是发掘出那些老兵的生命之美……我也清楚这一点：随着全球网络化、西部大开发，我所津津乐道的西部美能持续多久?在美消失的时候，保留一点，算是我的梦想吧!”红柯对“生命之美”的发掘，正有感于这种美的消失；在他肯定性赞美的背后就有着对愈来愈精致愈精明的“都市文明”的失望，对愈来愈孱弱愈委琐的“人性退化”的困惑。红柯对新疆屯垦生活几乎是对立的两种抒写方式，也说明他具有多方面的创造才能，有着并非凝固的杂多的艺术风格调和创作手法。
三
红柯的西部历史小说多从新疆近现代史提取创作资源。《哈纳斯湖》写古老的图瓦人(蒙占族的一支)在草原上迁徙并定居在美丽的哈纳斯湖畔的传说；《库兰》以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和白俄将军阿连阔夫在新疆的活动为线索。展开了20世纪初期新疆波谲云诡的社会政治画卷，其中以柔克刚、保境安民、多智而又朴拙如老农的督办杨增新，英武、刚毅而超脱的伊犁镇守史杨飞霞将军，均留给人较深印象。中篇《跃马天山》和长篇《西去的骑手》同是写马仲英和盛世才这两个骑手的命运和较量，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扩充和提升，并最后完成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雄史诗”，也是迄今为止红柯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中国小说学会把首届学会奖(2000—2002年)的长篇小说头奖授予了这部“具有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亢盈着瑰丽、奇诡的诗意化审美情趣，体现出当代小说中难能可贵的浪漫主义精神禀赋”(见授奖辞)的独具魅力的作品。
小说以20世纪的年代发生在西北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宏大背景。着力描绘马仲英和盛世才的不同性格和归宿。人称“尕司令”的马仲英。因不堪忍受家族势力和军阀的逼迫，在甘肃河州举兵起事。西北军名将吉鸿昌与之激战，马被击败后，两度攻人新疆。权谋机变的盛世才邀苏联军队人境作战，于是展开了自左宗棠征西以来西域最惨烈的头屯河大战，哥萨克骑兵师全军覆灭，但马刀终不敌坦克，马仲英不得不挥师南疆。后来马仲英进入苏联，不久便神秘消失。在不断对照和比较中，一个英雄，一个政客，他们的形象得到了真实凸现。两个分别出自西北和东北的非凡人物，尽管各自原初的境遇、抱负不同，却都拥有激扬踔厉的生命意志和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只是当盛世才摇身而变盛督办后。他远离了自身，由真正的军人蜕变为政客，以世所罕见的高超政治手腕，杀人如麻，自己也生活在恐惧之中，永远失去了青春和血性。而马仲英“毕生都在反抗”，敢于背靠战马和马刀的时代对抗飞机坦克的时代，当他在异国骑着大灰马向辽阔的黑海飞驰而去时，最后完成了他生命的瞬间辉煌。两个骑手，一个失去了生命，一个失去了灵魂．从此．骑手精神被淹没在遥远的历史之中……
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不如说这是一部用神话史诗笔法写成的关于骑手精神的挽歌和绝唱。这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和历史事件的过程细节被淡化以致被忽略了(当然在爱国还是卖国上是界限分明的)，作者着力开掘的是人物充沛淋漓的生命元气，桀骜不驯的生命霸气，高贵尊严的王者之气。敌我双方：马仲英和吉鸿昌，和前期的盛世才，都是作者肯定和赞颂的“大西北的大生命”，成为他所理解的西部强者精神的体现。。特别是马仲英的形象，始终被笼罩在一种神性的光辉中——来如飙风，去如闪电，一次次地死而复生，成为流传在民间的神奇传说。这里红柯为马仲英确立了一个崇高的历史位置：他是耶律大石、成吉思汗、瘸子帖木尔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