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也不大利于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白话文并不是现代才有的。宋代大量的“话本”，就是白话进入书面形式的开始，与当时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跃有密切关系。活字印刷所带来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发挥了作用。宋代以前，白话同样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书写和记录。我们现在看一些古典戏曲，知道戏台上的老爷、太太、小姐、相公，讲话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环、农夫、士卒、盗贼，都是说白话。这很可能是古代中国语言生态的真实图景。晚清以后，中国处在巨大社会变革的关头，阶级结构必须改变。这个时候，下等人的语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数人的口语要挑战少数人的文字，当然也在所难免。
所以，五四前后出现的白话文运动，一方面是外来语运动，另一方面是民间语运动。现代文学也依托了这两大动力。比如一些作家写得“洋腔洋调”，徐志摩，郭沫若，巴金，茅盾，笔下有很多欧化和半欧化的句子。另有一些作家写得“土腔土调”，像赵树理，老舍，沈从文，周立波，还有其他从解放区出来的一些工农作家。这两种作家都写出了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鲁迅是亦土亦洋，笔下既有吴方言的明显痕迹，又有日语和西语的影响。
当然，外来语丰富了汉语，但也带来一些毛病，其中有一种，我称之为“学生腔”或者“书生腔”。这种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是从书本上搬来的，尤其是从洋书本上搬来的。这些“洋腔”或者“书生腔”，是从我们一味崇俄或者一味崇美的知识体制中产生的，是图书馆的产物，不是生活的产物。
再来看看民间语运动可能发生的病变。老百姓并不都是语言天才，民间语里有精华，也会有糟粕。口语入文一旦搞过了头，就可能造成语言的粗放、简陋、混乱以及贫乏。在这方面不能有语言的群众专政和民主迷信。比方说，我们古人说打仗，是非常有讲究的。皇帝出来打仗，国与国之间的开战，叫“征”。打土匪，只能叫“荡”。“征”、“伐”、“讨”、“平”，“荡”，如何用，是要讲究资格和身份的。孔子修《春秋》，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用心，注入了很多意义和感觉的含量，微言大义呵。但现在的白话文粗糙了。汉语中的很多动词正在失传，汉语固有的一些语法特色，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互相隐含和互相包容的传统，也正在失传。这不是一件好事。
口语入文搞过了头，汉语还可能分裂。香港有些报纸，开辟了粤语专页，用的是粤语文，包括很多生造汉字，我们一看就傻眼。但他们可以看懂。如果我们确立了以话为文的原则，文字跟语言走的原则，为什么不能承认他们这种粤语书面化的合法性呢？但如果承认了这种合法性，那么福建话、上海话、四川话、湖南话、江西话等等是不是也要书面化？中国是不是也应该像古代欧洲一样来个语言的大分家？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办的事，事关语言学原理，也事关政治和社会的公共管理。
看来，语言主导文字，或者文字主导语言，各有好处，也各有各的问题。最可行的方案可能是语言与文字的两元并举，两者相互补充与相互制约。这是我们以前一味向表音文字看齐时的理论盲区。
三、创造优质的汉语
希腊语中有一个词：barbro，既指野蛮人，也指不会说话的结巴。在希腊人眼里，语言是文明的标志——我们如果没有优质的汉语，就根本谈不上中华文明。什么是优质的汉语？在我看来，一种优质语言并不等于强势语言，并不等于流行语言。优质语言一是要有很强的解析能力，二是要有很强的形容能力。前者支持人的智性活动，后者支持人的感性活动。一个人平时说话要“入情入理”，就是智性与感性的统一。
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说得既准确又生动。陈词滥调无处不在，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状况。但知识分子代表着社会文明的品级高度，应该承担一个责任，使汉语的解析能力和形容能力不断增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说白话文已经大功告成。白话文发展到今天，也许只是走完了第一步。
我们很多人眼下还缺少语言的自觉。我们对汉语的理性认识还笼罩在盲目欧化的阴影之下。现代汉语语法奠基于《马氏文通》，而《马氏文通》基本上是照搬英语语法。这个照搬不能说没有功劳。汉语确实从英语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但学会了使用“她”，还学会了时态表达方式，比如广泛使用“着”、“了”、“过”，弥补了汉语逻辑规制的不足。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但汉语这只脚，并不完全适用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