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谈到，中国人在上世纪开始接触西方之初，曾不得不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去解释西方思想，有似乎魏晋时代以佛学比附老庄之所谓“格义”。冯先生还认为，在西学东渐之时，谭嗣同是以中学比附西学，因为他懂中学多而懂西学少；严复是以西学比附中学，因为他先学西学而后学中学。两个人都是格义，而后者胜于前者，因为冯先生一向主张，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中西之分实际上是古今之异。西方先东方近代化，因此是今；东方落后了一步，因此是古。谭嗣同以古释今当然不如严复以今释古。在我看来，冯先生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做到了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的人。当然，所谓格义本来是人类认识的通例，冯先生的工作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万事开头难”，这个“第一个”是十分重要的。
据说，迄今为止，在西方的大学中，凡开中国哲学课程的，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第一本必读书。我相信这是真的。因此，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
近年来，渐渐有些青年人意识到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太少和自己的中文写作能力之不足了。当有人问我有什么办法补救的时候，我的回答首先总是：读冯著《中国哲学史》。理由很简单，从冯先生的书里，他可以花最少的时间得到最多的信息。而且冯先生是一个运用语言的大师，在以白话文写哲理文章方面，其才能可以说是冠绝一时。冯先生的书特别好读，已是学者的公论。因此，读冯先生的书不但可以了解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可以学会做文章的本领。
平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已罕与冯先生比肩者，而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
感谢冯先生给了我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但是我在遵照冯先生的指引，闭门造车的结果却得出了许多与冯先生不同的结论。
首先，冯先生以证明“理世界”的存在作为其哲学体系的基础。而我却无论怎样也无法想像这么一个理世界怎么能存在，反而同意冯先生不大同意的陆象山的话：在太极上加无极是“叠床架屋”。冯先生的理世界是通过分析共相得来的。在冯先生看来，只有共相是真的；而在我看来，只有具体的单个的事物才是真实不虚，共相无非是人运用思维能力抽象出来的。道学家所谓“一片天理流行”，在我看来，只是一片人理——人所赋予自然之理，而不是冯先生所说人之所以为人之理。冯先生爱说的方必有方之理，圆必有圆之理，飞机必有飞机之理，我也都只认为是人的思想对宇宙中万事万物的某种近似的模写、影像、猜测、甚至臆断。至于人之所以能思，我只能归之于孟子所谓“天之所以与我者”。人与天本来是一体，不过天有其全，人得其偏。人心通于天心，天假人以立心，人因心而知天。不过人之所知乃是从部分窥全体，所以永远是片段的、浅层的。我甚至不能同意冯先生所谓“一般与特殊的问题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的说法。我以为中国哲学的主流正脉是宇宙论和与之贯通的心性论，而不是冯先生以西方逻辑方法推出来的那种本体论。
李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