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国哲学一定会成为最普遍的哲学。当然，历来的哲学都自以为是能范围天地、弥纶宇宙的理论，但是事实上各民族、各时代的哲学都互有长短。这不但是由于各民族的哲学都带着本民族文明初起时留下的胎记，也是由于以有限的人窥测无限的天所不可避免的“偏至”。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大概也还会如此。但是在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冲激而荡涤掉附着在自己身上的污垢以后，中国哲学将是最能帮助人们去认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哲学。
所以说“最”，是因为这无非是一种比较。拿宇宙的尺度来看，人类还只是在幼年时期。中国先贤所盼望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将来大概是会出现的吧，但是拿人的尺度来看，这却还是相当的遥远。因此，是否会由于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一个统一的普遍的哲学，还是以不忙作预断为好。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到了那一天，也会是冯先生所论证的一个“和而不同”的局面，各种学说争鸣齐放，也许比现在更加热闹，决不会是“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局面。不过中国哲学，就其最根本处说，实际上代表着中国人的原始观念与思想习惯，也就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中国要现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地区前进的步伐，不在中国哲学中开发出其绳绳相继而又可以日新又新的精华来，是极难推动或者引导十二亿之众前进的。西方曾有哲人说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幸福的”；毛主席则说过，“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道理也许是一样的。无奈，中国不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而是一个有着极大的历史负担的民族，因此也就不可能“从零开始”。唯一的办法是把负担化为财富，“化腐朽为神奇”。冯先生是深深懂得这个道理的，他一生孜孜兀兀力求继旧统而创新统，正是为了这一点。而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妨套一个现代的名词，说冯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虽然冯先生所树立的最高目标，并不是属于他所谓尽伦尽职的道德境界的“爱国主义”，而是知天事天同天的“天地境界”。但是他知道这两者是互通的。
为了全人类的提升，首先为了居住在一千万平方公里上的十二亿中国人的进步，同时也为了个人精神上的自我超越，我们有义务继承冯先生的遗志，开发中国哲学的宝库。
呜呼！哲人其萎，泰山安仰？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悲伤。既薪尽而火传，将斯文之未丧！
首先，我很难说是认识冯先生的。生平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那是在一九五六年底，我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而他当时正在那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专门来看总理。我也随着见了一下这位闻名已久的哲学家。事隔三十五年，纵然竭力回忆，也没有多少印象了。只记得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的眼镜，留着一部大胡子。这时我已读过他的著作，知道他是讲究“气象”的，因此心里想，也许这就是“圣贤气象”吧。其他的，包括当时讲了些什么话，已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其次，我不是一个学哲学的人，可以说是直到近几年才有志于在这方面努力，为的也只是自己的安身立命，因此自问于冯先生所学知之甚少。看法当然是有的，但是也实在怕是以外行看内行，以浅议深，以小论大，难免于冯先生所常举的“瞎子摸象”之讥。
但是，我确实是受到了冯先生极大的教益。可以套孟子的一句话：“予未得为先生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说起来，也有好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四十年代初。我在成都看到冯先生在抗战前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当时正在陆续出版的贞元六书，可以说一下子就被引进了中国哲学的殿堂而震惊于其宏深广大。不过，我当时是一个以革命者自居的少年气盛的左派青年，正醉心于米丁的《新哲学大纲》一类的书，一面看冯先生的著作，一面也看报刊上对他的批驳，因此除了佩服冯先生知识之丰富与文笔之流畅而外，还谈不上对他的哲学有什么体会。
第二个阶段是一九五七年以后，我遭到了一场飞来横祸，有大痛苦，生大困惑，只有挤劳动之余不多的时间拚命读书以求解脱。当时，人家告诉我我的一切思想都是错误的，而我却既不能自非其非，也不能自是其是，无论怎样努力学习也不能澄清心里的混乱。有一天读到冯先生的书，里头有一句话说：“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忽然有悟，然后再读书，再联系实际，思前想后，渐渐感到心里恢复了平衡和自主。我把这看成我在哲学上的第二次启蒙(第一次启蒙是一九三五年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第三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当时，在我看来，是非很分明，背景的来龙去脉也不难看清楚，不料发现冯先生也加入了批林批孔的行列，于诧异惋惜之余，也趁当时号召大家读书“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机会，又认真读了一些冯先生的书与中国哲学的典籍。虽然冯先生对之作了一些自我批判与批判，我却仍然非我所非，是我所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我进一步体会到中国哲学的伟大力量。
第四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八十年代。这时，许多人的兴趣已由破四旧而渐渐转向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了，议论之热烈，意见之分歧，为几十年来所未有。我原有的兴趣当然也因之更加强加浓了一些。这时，我又一次感到冯先生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贡献之巨大。
许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发觉，要对中国的传统经典有所钻研，首先还是要向冯先生请教。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这些，都增强了我早就有的一个看法：把四书五经作为基本教材的中国传统教育
